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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心理所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领域的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入选者李纾研究小组在美国心理协会的官方杂志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上发表最新的文章，解析概率信息的接受和传达是否一致的问题。
中科院心理所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领域的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入选者李纾研究小组在美国心理协会的官方杂志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上发表最新的文章，解析概率信息的接受和传达是否一致的问题。
心理学名词--概率的接受和传达简介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Wallsten教授调查发现，35%的美国被调查者都有这个毛病：在接收不确定信息时，希望得到数字概率（如90%）的表达方式，却在传达同一信息时，自己喜欢用文字概率词（verbal terms）的表达方式。这种接收与表达偏好不一的情况被Erve和Cohen命名为“沟通模式偏爱悖论”（Communication Model Preference Paradox, CMP paradox）。
具体例子
开颅手术之前，病人就手术的成功率询问了医生。医生说：“这个手术成功的可能性很大。”病人心里就纳闷了，这“很大”到底是多大？一再追问下，医生终于说，“手术有90%的成功率。”哦，90%确实是很大。
隔天，朋友来探病，同样问起手术的成功率，病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手术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朋友的反应跟病人前一天的反应一样，直到听到“90%”这个数字出现时，才顿觉答案明了。
中国人的特征
据心理所报道，李纾研究组的许洁虹、叶先宝调查研究发现，CMP悖论在中国被调查者中的比例高达58.7%。换句话说，与美国人相比，更多的中国人喜欢听到用数字概率明确表示的有关可能性的信息，同时却倾向于用比较模糊的文字概率方式来传达这些信息。
这一跨文化差异的发现，提醒学界重新审视Wright和Phillips早先用纸笔测验方式所得到的关于“中国人倾向于非概率思维（non-probabilistic thinking）”的研究结论。正如无法对各种颜色进行命名并不意味着无法区分各种颜色。同样，Wright和Phillips等人的纸笔测验虽然指出，在面对不确定性事情时，中国人比英国人更经常使用“非是既否”的方式来作答，缺乏不同程度的可能性表达；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是“非概率”性的。许洁虹、叶先宝和李纾的研究就暗示，中国人可能在表达的时候偏向于模糊性的、区分度较低的概率方式，却在接收的时候偏向于精确性的、区分度较高的概率方式。
（学术论文见Xu, J-H., Ye, X.-B, & Li, S. (2009). Communication mode preference paradox among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9(1), 125- 129.）
（生物通综合报道）
李纾
福州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学位委员会主席、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入选者。
教育背景
1978 年~1982 年，在福州大学机械工程系获工学士学位；1985 年9 月~1988 年7 月，在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心理系获教育硕士学位；1991 年4 月～1994 年5 月，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心理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
研究领域
我的研究领域是行为决策及其跨文化比较，其主要工作是发展了一个在确定、不确定及风险状态下的行为抉择模型。这一抉择模型有别与传统的计算“最大或最小期望值”模型，它假定：左右人类风险决策行为的机制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某种形式的期望（expectation）值，而是某种形式上辨察选择对象之间是否存在优势性（dominance）关系。该模型和随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对风险状态下的决策行为提出了“齐当别”（Equate-to-differentiate theory: A coherent bi-choice model across certainty, uncertainty and risk）的抉择见解。如，对Allais确定效应的质疑（李纾， 2001；Li, 1993，2004c）；对Kahneman和Tversky决策加权函数的质疑（Li, 1995，1996b）；对Kahneman和Tversky违背不变性（invariance）原则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的质疑（Li & Adams，1995；Li,1998；李纾、房永青、张迅捷，2000）；对转移性（transitivity）公理的质疑（Li，1996a）；对透明性能否在违反独立性原则中起作用的质疑（Li,1994a，2003a）；对抉择与投标之间偏爱颠倒的质疑（Li,1994b）；对期望法则是否适用于一次博弈还是多次博弈的质疑（Li,2003b）；对规避不确定（uncertainty aversion）的质疑（李纾，2000）；对囚犯的困境（Prisoner`s Dilemma）中的Disjunction Effect的质疑（Li & Taplin，2002）。这些研究对两位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Allais和Kahneman)的观点提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质疑，并且引发经济学和心理学学者对我的研究发表专文评论 (Carlin, 1996)和重复验证实验（e.g., Bonini, Tentori & Rumiati, 2004）。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突发公共事件后中国民众的后继风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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