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学校是重要的活动场所，积极的学校氛围（指学生、家长和教职工所体验到的学校生活的质量和特征，涵盖学校的物理和情感环境、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等多个维度）对青少年的学业动机、归属感和心理健康都有着积极影响。然而，现实中部分青少年却对学校氛围有着负面的感知，这背后的原因引人深思。
大量研究显示，父母在青少年的情感健康塑造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一些有害的养育方式，像父母负面控制（一种以操纵行为为特征的养育方式，例如诱导内疚、否定自主权和过度批评），与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紧密相连。但以往研究在探讨养育方式对青少年健康影响时，较少关注自我意识（在本研究中，自我意识更接近自我概念，涵盖个体对自己的一系列信念和认知，以及自我评估和自我控制等相关自我过程）这一重要的个人特质所起的作用。而且，在研究心理病理症状（如抑郁或焦虑）时，往往只把它们当作研究终点，没有深入考察这些症状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延伸影响，这使得我们难以全面理解青少年的情感和认知过程如何相互作用，进而影响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为了填补这些研究空白，深入了解负面养育方式和青少年自身脆弱因素是如何共同影响他们在教育环境中的感知和幸福感，广州大学教育学院青少年心理学与行为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研究人员采用了短期纵向研究设计，选取了中国南方某城市三所高中的学生作为样本（NT1=733 ，NT2=711 ）。在研究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首先是问卷调查法，研究人员使用了父母监控量表的负面维度、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青少年自我意识问卷以及特拉华学校氛围调查学生版等多种量表，分别测量父母负面控制、抑郁症状、自我意识和学校氛围感知。其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来评估抑郁的中介效应和自我意识的调节效应，以此探究各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研究结果部分：
- 损耗分析：对在 T2 阶段退出研究的参与者（Group1，n=22 ）和完成两波测量的参与者（Group2，n=711 ）进行分析，发现两组在年龄和自我意识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性别、学校类型、社会经济地位、父母负面控制和 T1 阶段学校氛围感知上无显著差异。根据 Little 的完全随机缺失（MCAR）检验，数据被判定为 MCAR，后续分析仅纳入完成两波测量的参与者。
- 共同方法偏差：通过 Harman 单因素检验评估共同方法偏差风险，结果表明本研究出现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性较低。
- 初步分析：研究发现关键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父母负面控制与抑郁呈正相关，且二者均与自我意识和 T1、T2 阶段的学校氛围感知呈负相关；自我意识与 T1、T2 阶段的学校氛围感知呈正相关。
- 中介效应检验：以人口统计学协变量和基线学校氛围感知作为协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抑郁显著中介了父母负面控制与学校氛围感知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父母负面控制显著正向预测抑郁，抑郁显著负向预测学校氛围感知；在控制抑郁后，父母负面控制对学校氛围感知仍有显著负向影响。中介模型能够解释 T2 阶段学校氛围感知 49.85% 的方差。
- 调节中介效应检验：将调节中介模型与中介模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调节中介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更好。进一步分析发现，父母负面控制和自我意识对抑郁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简单斜率检验显示，自我意识较低时，父母负面控制与抑郁的关系更强；自我意识较高时，二者关系较弱。此外，条件间接效应分析表明，不同自我意识水平的青少年，父母负面控制通过抑郁对学校氛围感知的间接效应均显著。
在研究结论与讨论部分，该研究证实了抑郁在父母负面控制与青少年学校氛围感知之间起中介作用，自我意识在父母负面控制与抑郁之间起调节作用。这意味着父母负面控制会使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而抑郁又会导致他们对学校氛围的感知变差；同时，自我意识较高的青少年对父母负面控制的不良影响更具抵抗力。
这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它进一步验证和丰富了 Bronfenbrenner 的生态系统理论、认知 - 情感 - 行为模型以及认知脆弱性 - 压力模型，为理解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实践角度出发，研究结果为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例如，针对有抑郁症状的学生，可采用基于正念的干预措施或结合认知行为和家庭系统视角的治疗方法，帮助他们缓解抑郁症状，从而更客观地感知学校氛围。同时，还应开展以父母为重点的干预项目，帮助父母认识到负面养育行为的危害，掌握更科学的养育技巧，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此外，培养青少年的自我意识，提升他们的自我反思和积极评价能力，也有助于增强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促进心理健康发展。总之，该研究为改善青少年心理健康、优化教育环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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