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归来向艾滋病SARS挑战的中国人

2004年，广州中山医科大学84届毕业生在分别20年后相约回母校聚首。看到从北京赶来的李太生，几位同学用沙哑的嗓音兴奋地大叫他的名字。出于职业本能，李太生警觉地问：你们的嗓子都怎么啦？同学说：“咳，甭提了，昨晚你还没到，我们先到的几个喝酒，聊了一夜，全是关于你！”  

　　的确，40岁那年，命运对李太生宠爱有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抗击非典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代表、第八届全国青年科技奖……一个个令人羡慕的荣誉接踵而来。   　　  

　　有人说，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不能复制。那么，李太生的成功之路到底能给年轻人怎样的启迪？李太生自己说，他有三句话想送给年轻的朋友：第一，选择很重要，坚持更重要。第二，任何东西都可以放弃，但自信心必须永远膨胀。第三，学问做到了一定的份儿上，最后拼的还是做人。  

　　选择很重要，坚持更重要  

　　●“想成为优秀的艾滋病医生，有扎实的科研功底肯定要比没有好”  

　　●“病人好不好，不能只看数据，要直接看病人”  

　　●“如果坚持不到9个月，我们的结论与别人又有何区别？”  

　　祖辈务农的李太生在该出息的时候，幸运地遇上了教育改革，凭借过硬的成绩他考上了县城重点中学。  

　　填报高考志愿书时，他想都没想，便执拗地在每一个空白栏中填上医科大学甚至医专的名字，最终他如愿以偿以高分轻松拿下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在求学的日子里，他选择了勤奋和刻苦，几年后，北京协和医院选择了他。  

　　在协和当一名临床医生，给了李太生一个不错的起点。三年后他又考上著名的感染学专家、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王爱霞教授的研究生。1993年，硕士生毕业后的李太生受国家教育部委派，来到法国巴黎攻读艾滋病专科医生学位，师从世界著名的艾滋病临床专家卡特拉玛教授。  

　　外面的世界令李太生吃惊不小：国际上知名的感染学专家几乎全是搞艾滋的，感染科病房里80％的病人都是艾滋病人。相比之下，国内从王爱霞教授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人到1993年，全国累计病例数仅仅1000例左右，这1000例与中国10亿人口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从当时国内情形来看，选择研究艾滋病无疑是选择了“冷门”，回国后自己究竟有没有发展机会要取决于艾滋病人增长的趋势，而当时国内各界对于“趋势”的预测并不明朗。经过大量的学习和认真的思考，李太生内心的一个声音越来越坚定：一方面，国外近一两年在艾滋病研究上突飞猛进的进展清晰地预示着这将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从流行病统计学分析看，中国必然要经历一个艾滋病暴发流行的阶段。  

　　1995年拿到临床艾滋病专科医生学位后，李太生继续留在法国的实验室里学流式细胞仪检测和细胞培养等技术，并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懵懵懂懂中，他觉得，要想做好一名艾滋病医生，有扎实的基础科研功底肯定要比没有好。这次选择，给了他一个飞跃的机会。

　　1996年初，何大一先生的鸡尾酒疗法开始进入临床。世界上几个著名的艾滋病研究中心都在夜以继日地观察鸡尾酒疗法在临床艾滋病人中的疗效。三个月后，澳大利亚率先报道：鸡尾酒疗法对早、中期病人有效，而对中晚期病人无效。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艾滋病是晚期癌症的思维漩涡，所做的许多实验似乎也是在为了证明结果的无效。  

　　他的博士导师卡特拉玛女士并不愿过早相信这样丧气的结论，一天，她找到李太生说，你跟临床很熟，抽点儿治疗中的病人的血过来。于是每天一大早，李太生就兴冲冲地跑到病房抽血，然后手里攥紧管子又兴冲冲地跑回实验室。起初的三四个月，他们试验的结论与其他实验中心并没有区别。

　　导师和李太生还是不愿意放弃，他们坚信“病人好不好，不能只看数据，要直接看病人”。一天，导师问到李太生一个细节：病人最近状况怎样？李太生说：他们的CD4数据虽然一直很低，但从临床看，身体状态还是很不错的，蛮有劲的。  

　　仅仅9个月后，曙光就已初现。他们所观察的艾滋病人CD4数目开始出现恢复和反弹。而此前在业内，大家普遍认为CD4小于50的病人.  

　　1996年10月，李太生和导师在国际艾滋病研究方面的小型高端会议上宣布了这一重要发现，1997年6月论文发表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一个在艾滋病研究的历史上划时代的理论确立了：艾滋病人免疫功能损伤后可以重建。  

　　多年以后，讲起这段经历，李太生仍然非常激动和感慨：“我是在一个最好的时期进入了这一领域，又在最好的医院里选择了最好的导师。”同时他又说：“选择很重要，坚持更重要。当时大家都急于报告最新的结论。如果坚持不到9个月，我们的结论与别人又有何区别？”

　　至今导师仍把李太生当做搭档，而不仅仅是学生。在导师眼里，纯做临床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科研机会；纯做科研的人，也很难想到临床上的事实胜于数字。这一重要发现是一次临床与科研的珠联璧合。  

　　1998年，李太生被法国授予“优秀外国医师奖———维多利亚雨果奖”，成为首次获得该奖的中国人。  

　　有一颗永远膨胀的自信心  

　　●“无论怎样，我都没有沮丧过，我就是我，非常自信”  

　　●“具备什么条件就干什么事，不具备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大胆假设，仔细论证   　　  

　　1999年，李太生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工作。   　　  

　　5年前，国内、院内的科研氛围自然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刚回国时，条件非常艰苦，仅有的是医院里给的3万元的启动资金和老师王爱霞留给他的P3实验室。   　　  

　　如今已有上千万元科研费的李太生说，“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有10万元科研经费，能购置点仪器和多看几个艾滋病人。但无论当时条件怎样，我都没有沮丧过，我就是我，非常自信”。　　  

　　回国初期，由于不具备继续其在国外科研的条件，李太生开始“曲线救国”。在医院的支持下，他开设了艾滋病咨询热线，并不辞辛苦地跑遍全国各地巡回做艾滋病的治疗与预防的宣讲。法国的导师闻讯后心疼地对他说：我的家门和实验室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值得欣慰的是，国内条件在不断改善，渐渐地，他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拥有了科研小组，他开始建设团队，培训专业科研人员，由他牵头的国内多项艾滋病研究项目也纷纷渐入佳境。中国艾滋病人免疫改变及免疫功能重建研究，获得了2002年度中华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   　　  

　　“具备什么条件就干什么事，不具备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法国留学，李太生当过学生会主席，在协和医院做住院医，他当过团干部。在他身上永远有股青年人创业的冲劲儿。  
　  

　　2003年春，SARS突袭北京。李太生生命中的又一次机会来了。对SARS的临床救治与科学发现是他对医学的又一大贡献。这一切看似偶然，其实必然。

　  当时香港和广州的研究者主要关注于SARS的病毒分离与临床救治，并没有联想到它与免疫功能之间的关系。“而同样是病毒感染，一定会与机体免疫功能有关”，李太生是第一个往这儿想的人，也是第一个着手从免疫功能方向研究的人。   　　  

　　从3月份第一个急诊SARS病人入院，李太生不顾其传染性极强的风险，毅然冲进临床第一线，担任会诊专家小组成员。当人们还在讨论北京到底有没有SARS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对SARS病人的血标本进行CD4数据的分析。结果在4月中旬，他就拿出了大样本的数据，证实SARS患者急性期CD4细胞绝对计数均显著下降，其曲线下降与艾滋的CD4下降有着惊人的相似。  　　  

　　他还找到了SARS患者免疫功能低下的科学依据，同时也为临床上快速、早期、准确诊断和从提高患者免疫力的思路去攻克这一顽症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第一，增加对病人CD4的检测，为确诊提供更加准确的依据；第二，和同事组成的SARS确诊专家组一起提出了早期小剂量使用激素的方法，确保了病人疗效，使得在协和就诊的病人避免了股骨头坏死。在他的带领下，仅在这一期间，科研小组发表的论文就有8篇之多，有一篇还发表在国际感染学界非常著名的《JID》杂志上。 　　  

　　2003年4月27日，国家召开SARS科研攻关小组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宣布启动“我国应用SARS病人恢复期血清治疗重症SARS病人”项目，用被动免疫法来降低SARS的死亡率，李太生被选为该项目的临床负责人。他先后出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非典攻关小组临床科研组组长，同时是科技部、卫生部非典联合攻关小组专家之一。   　　  

　　大胆假设，仔细论证。自信心总能帮助他绝处逢生。   　　  

  　做学问，最后拼的还是做人   　　  

　　●为病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就能唤起心间暖暖的幸福感  

　　●“带一个团队前进，其实比做学问更难。你要学会分享，不能独，不能贪”  

　　●“需要的时候，我愿意给大家做‘拐杖’”　　  

　　走路神速、语言快捷、思维敏锐，这就是小个子李太生留给大家的印象。这些年，他把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给了艾滋病研究，惟独没有留给自己和家人。女儿两岁的时候，李太生动身去上海学法语，为出国做准备。1999年从法国回来时，女儿已经9岁。面对女儿怯生生的眼神，李太生感到心痛。   　　  

　　他把对家庭的愧疚感随即转化为近似疯狂的工作热情。似乎只有拿出更加出色的成就才能对得起家人的支持，才能换得家人的谅解。  
　  

　　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同事们纷纷离开办公室回家，他却开始在寂静的办公室享受工作的快乐。   　　  

　　李太生是那种永远心存感激的人。为病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他来看，就能唤起他心间暖暖的幸福感。   　　  

　　这几年，国内的从医环境并不是很好，医患关系冲突时有发生。李太生庆幸自己拥有一个幸运的小环境。谈起他日夜牵挂的艾滋病人，李太生眼里就会闪过一丝温柔，说：“他们总让你感动得掉眼泪。他们真的是弱势群体，但是有一颗善良感恩的心。无辜地染上艾滋，特别不容易地攒一点钱来看病，等回家的时候连路费都没有了。你借给他几百块钱吧，他总惦记着要还。他们特别信任我，总是非常配合我的治疗。河南姑娘露露，特别好学要强，病重当中，拉着我的手说，‘李叔叔，您一定要救我，我的夜大课程还没学完’……”同记者说这些话的时候，李太生眼里闪着泪花。   　　  

　　每年的12月1日，李太生的手机里总会有一些病人发来的短信。有的说，“别问我是谁，你为中国的艾滋病人所做的一切，我们会永远记在心里”；还有的说，“当你觉得哪天特别累，我们就会在你身边”……   　　  

　　相形之下，有些人却没有这些艾滋病患者的好心眼儿。李太生上过三次熟人的当。这三人无独有偶地编一个可怜的故事然后向他借钱。如果说第一次不知道的话，第二三次他总可以吃一堑长一智了，但他宁愿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万一这个人真的有困难，而这笔钱真的能帮助他摆脱困境呢”？   　　  

　　不仅仅是善良、乐观，40岁以后的李太生更懂得心胸开阔、包容的可贵。他逐渐体会到：带一团队前进，其实比做学问更难。你要学会分享，不能独，不能贪。他感慨地说，学问做到了一定的份儿上，拼到最后拼的却是做人。 
 

　　为什么这么讲？李太生说，现代社会，是合作、联手的社会，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时代。几乎没有一项成果能靠单个人的智慧、精力独立完成。作为一个学科带头人，做学术相对比较容易，而团结一帮人做事则更重要，也更难。否则，有了成果、名誉是自己的，下一次谁还会跟你合作？所以，他常跟同事们说，协和医院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有着中国最好的临床与科研平台。我们齐心协力、互相扶持，就能做好多事情。他用自己的成长经历告诉年轻人：没有人支持你，你的成长会慢一些；有人支持，你会走得更快。需要的时候，我愿意给大家做“拐杖”。 

        在科里，他有双重身份———科副主任、党总支书记。他还有着良好的上下级、同事关系。节假日，李太生总忘不了给科里所有他有地址的同事们发一封E－mail，送去暖暖的祝福。他说，在国外的日子里，他总企盼着亲人同事的信件，那种急切的感受告诉他，其实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渴望得到他人的关心和肯定。   　　  

　　同为中山校友的北京协和医院血液科教授赵永强在评价这位师弟时说，李太生的成功，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说他在艾滋病的上升时期进入这一领域。“地利”就是协和医院所提供的大舞台。“人和”则是他能够团结科里的其他人一起做事。
　  

　　协和医院大内科主任沈悌教授则说，李太生身上具备两种素质，这是科研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其一，正直、诚实、敢于坚持原则，有敏锐的嗅觉，但又实事求是，总在努力将想法变成成果；其二，他有良好的基本功的训练，但又非常勤奋，尊重长者，善于向老一辈专家教授学习，注重弥补自身的不足。不太看重名利。   　　  

　　尽管身上围绕着成功的光环，但同事和朋友眼中的李太生依旧是那个高兴了和朋友们喝喝酒乐和乐和，累了和后勤的同事们一起踢踢足球放松放松，二十年来本色如初的小个子李太生。 　　  

　　■采写后记   　  

　　当今，知识更新的速度太快，论资排辈的历史痕迹正在从我们的视野中淡出，但在每一个有着厚重传统的单位里，建立有利于年轻人脱颖而出的机制仍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机制，为什么有的人总在抱怨，而像李太生这样的人却能够脱颖而出？茶余饭后，协和的同事、伙伴们总在饶有兴趣地探讨着这种“太生现象”。  　　  

　　记得在很小的时候读过一个智者赛马的故事：智者以他的劣等马输给对手的上等马，以中等马略胜对手的劣等马，然后以上等马略胜对手的中等马，三局两胜，胜不在马，而在技巧。其实人的一辈子又何尝不是在赛马？   　　  

　　李太生就属于这样的智者：做科研，他未必做得过纯基础研究的人，但与这类人相比他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做临床，他未必做得过纯临床的顶尖级人物，但与这类人相比，他有着非常娴熟的科研能力与思路。所以，二十年了，拿自己的优势与别人的劣势比，李太生膨胀着自信心一路走来，走得很顺。   　　  

　　他胜在了天资聪颖但依然勤奋，胜在了思维敏捷总能先于别人抓住要害，更胜在了善良、自信、乐观的良好心态。   　　  

　　■李太生小传   　　  

　　1963年出生于河南。1984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医科大学，1990年获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硕士学位，1993年至1999年在法国巴黎PITIE医院感染科和免疫实验室学习工作，并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副主任、内科党总支书记、感染内科副主任，协和医院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同时担任卫生部艾滋病临床专家组副组长和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临床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分会常委兼艾滋病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热带病和寄生虫分会常委。  

　　  

　　曾获全国抗击非典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代表和第八届全国青年科技奖等称号、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