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执行功能与情绪调节在自闭症、多动症及自闭症/多动症共病中的关联：一项系统性综述

本综述系统梳理了执行功能（EF）与情绪调节（ER）在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及其共病群体中的关联研究。文章指出，EF与ER作为跨诊断因素，其相互作用机制对理解神经发育障碍的社交情感与行为困难至关重要。尽管研究方法（如任务测评与报告评估）及年龄因素导致结果存在差异，但证据普遍支持EF困难与情绪失调在不同条件下存在关联。未来需加强跨障碍比较研究，以揭示EF-ER关系的特异性，为精准诊断和个性化干预提供机制性框架。

执行功能与情绪调节的关联：聚焦自闭症、ADHD及共病

执行功能（EF）和情绪调节（ER）被认为是导致神经发育障碍（NDDs），特别是自闭症谱系障碍（ASD）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中观察到的社交情感和行为困难的跨诊断因素。探究EF与ER在自闭症、ADHD以及两者共病（autism/ADHD）中的关联差异，可能为鉴别诊断提供重要线索。

执行功能与情绪调节在自闭症中的关联

针对自闭症群体中EF与ER关系的研究结果不一。在四项相关研究中，两项采用报告法的研究发现执行功能障碍与情绪失调存在显著正相关。例如，有研究使用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BRIEF）和情绪调节检查表（ERC）发现，自闭症个体的执行困难与情绪不稳定性/消极性增强相关。然而，另外两项使用基于任务测评（如昼/夜任务）的研究却未发现抑制控制与ER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种差异可能源于研究方法：基于实验室的任务可能无法完全捕捉自闭症个体在真实日常生活中面临的EF和ER挑战，尤其是对于有语言困难的学前儿童而言，某些言语任务（如昼/夜任务）的效度存疑。此外，评估工具的年龄适用性（如ERC更适用于6-12岁儿童）以及自闭症本身的高度异质性也可能导致结果不一致。尽管存在矛盾，但来自报告法的证据提示，在自闭症个体中，更严重的执行功能困难，特别是与认知灵活性和努力控制相关的困难，可能与更差的情绪调节能力有关。

执行功能与情绪调节在ADHD中的关联

在ADHD方面，证据更为充分，大多数纳入的16项研究支持EF与ER之间存在关联。这种关联在儿童和成人ADHD个体中均有体现。研究普遍发现，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等方面的EF困难与情绪冲动、情绪反应性增强以及情绪不稳定性等ER问题密切相关。例如，有研究通过情感n-back任务发现，ADHD儿童在完成工作记忆任务时，更容易受到情绪背景刺激的干扰，表现为反应时变化，这表明工作记忆与情绪干扰处理存在交互。此外，问卷研究也一致表明，父母或教师报告的执行功能缺陷（通过BRIEF测量）与更严重的情绪失调显著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有少数研究未发现特定EF领域（如工作记忆）与ER的关联，这可能与评估工具（实验室任务 vs. 日常行为报告）的生态效度差异、被试年龄以及可能的“积极幻想偏倚”（个体高估自身能力）有关。总体而言，EF困难，尤其是抑制控制不足，被认为是ADHD核心症状（如冲动性）和显著情绪失调（如易怒、挫折耐受力低）的共同认知基础，并对其社会功能产生重要影响。

执行功能与情绪调节在自闭症/ADHD共病中的关联

关于自闭症与ADHD共病（autism/ADHD）的研究非常有限，仅有两项。一项研究发现认知不灵活与情绪失调存在显著正相关，而另一项研究则未发现抑制、转换等EF与ER总体评分间的显著关联。这种不一致可能再次归因于研究方法的不同（父母报告 vs. 自我报告和任务测评）。自闭症/ADHD共病个体通常表现出比单一诊断更严重的执行功能缺损和情绪行为问题。有限的证据提示，认知灵活性困难可能在共病群体的情绪调节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下结论为时尚早。迫切需要更多研究来揭示共病情况下EF与ER相互作用的独特模式。

讨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EF与ER在自闭症、ADHD及其共病中存在着复杂且动态的关联。执行功能似乎为实施情绪调节策略提供了必要的认知控制基础，而情绪状态反过来也会影响执行功能资源的有效利用。然而，这种关系的强度和表现性质可能因诊断类别、评估方法（实验室任务往往比父母/教师报告显示出更弱或更不一致的关联）、发展阶段以及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

当前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包括样本量小、性别失衡（男性参与者居多）、共病诊断（如对立违抗障碍、智力残疾）的干扰、评估工具单一以及缺乏纵向设计等。特别是对自闭症和autism/ADHD共病群体的研究严重不足。

未来研究应致力于采用多方法、多信息源（如结合行为观察、神经生理指标、自我报告和知情者报告）的评估策略，并开展纵向追踪，以阐明EF与ER从童年到成年的发展轨迹。厘清这些认知-情感机制在不同神经发育障碍中的共享性和特异性，将有助于推动超越传统诊断分类的维度化、机制导向的研究框架，并为开发更具针对性的早期识别和干预方案提供关键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