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大型食肉动物（Large Carnivores, LCs）的公众态度纵向研究十分稀缺，限制了研究人员对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演化机制的理解。本研究旨在通过复现2012年在保加利亚4个棕熊分布区开展的调查，填补这一空白。研究人员分析了2012年至2022年间态度的变迁，并探讨了社会人口学与区域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自2012年以来，公众态度发生了显著的正向转变，对致死性控制（Lethal Control）的支持度下降。然而，区域差异依然存在，罗多彼（Rhodopes）地区的负面态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这种差异无法用棕熊种群密度解释，而可能与景观特征导致的人熊互动增加、自然保护区缺失、上报的棕熊致损事件较多、感知到的人兽冲突加剧以及持续的农村人口减少等因素有关。一个关键发现是官方监测数据显示棕熊种群数量下降，但公众普遍认为种群在增长，且这种认知与负面态度呈强相关。教育程度与年龄是显著的人口统计学预测因子，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龄越轻，态度越积极。研究结果强调了持续开展纵向研究以捕捉态度和信念演变的重要性，同时也凸显了必须解决的持续区域挑战，以促进共存。
研究背景与意义
欧洲大型食肉动物种群的恢复是保护生物学的成功案例，但也给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共存带来了挑战。棕熊（Ursus arctos）作为争议性物种，其保护成效高度依赖于公众对种群管理的接受度。既往研究多为横断面快照式调查，缺乏追踪政策变动与生态条件演化的纵向数据。保加利亚于2011年实施了严格的棕熊保护法令，禁止了原有的年度狩猎许可制度，转而采用受限的例外捕杀机制，这一突变由于缺乏前期宣教引发了农村社区的强烈抵触。在此背景下，了解过去十年间公众态度的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对于制定新的国家管理计划至关重要。
技术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采用了重复截面调查设计，于2022年在2012年调查的相同4个区域（皮林Pirin、罗多彼Rhodopes、里拉Rila、中巴尔干Central Balkan）的30个村镇招募200名参与者，并与2012年的301份数据进行对比。由于无法获取2012年原始数据，研究人员将2022年的李克特量表（Likert-type scale）数据重编码为二分变量以匹配历史报告。研究构建了两个复合量表：“熊接纳度”（Bear Acceptance, α=0.873）和“致死性控制”（Lethal Control, α=0.820），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验证其结构效度。统计分析主要采用卡方检验（χ2test）、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及斯皮尔曼相关系数（Spearman correlation）来评估时间差异、区域差异及社会人口学关联，并使用科恩d值（Cohen's d）和偏 eta 平方（partial eta squared, η2p）评估效应量。
研究结果
参与者与人口统计学
2022年受访者平均年龄为56岁，略高于2012年的53岁。研究通过对性别进行加权处理以校正采样偏差。
与2012年的比较
对比分析显示，公众对棕熊的生态重要性认同显著增加，认为“棕熊是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意率上升（χ2(1)=4.158, p=0.041）。同时，支持致死性控制的负面态度显著减弱，认为“棕熊弊大于利”、“需要控制种群”及“应杀死问题熊”的比例均大幅下降（p<0.001），效应量从小到中等。整体上，除罗多彼地区外，各地区均呈现出对保护项目的更高认可度。
区域差异（2022年数据）
区域异质性依然显著。罗多彼地区的“熊接纳度”得分显著低于其他地区，而“致死性控制”得分最高（F(3,194)=11.133, p<0.001, η2p=0.13）。超过70%的罗多彼受访者倾向于采取控制或致死措施应对人兽冲突。尽管官方监测显示2011至2020年间全国棕熊种群下降了38%，但所有区域的受访者均感知种群在增长（均值4.12±1.0）。罗多彼和中巴尔干地区的居民更倾向于认为冲突强度大幅增加，且这种感知与较低的接纳度和较高的致死控制支持度呈显著负相关。
社会人口学差异（2022年数据）
年龄与教育程度是核心预测因子。年龄越大，对致死性控制的支持度越高（r=0.176, p=0.013），且更倾向于选择控制类措施。教育程度越高，熊接纳度越高，致死控制支持度越低（F(2,195)=10.991, p<0.001, η2p=0.081），高等教育群体显著偏好共存措施。性别差异虽未达显著水平，但在罗多彼地区表现出女性比男性持有更负面的态度，这与其它地区的趋势相反。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尽管保加利亚整体趋势与欧洲一致，即随着生计方式从农业向服务业转型，对大型食肉动物的容忍度提高，但罗多彼地区构成了独特的例外。该区域缺乏国家公园等核心保护区，人类居住区与熊栖息地交织，加之严重的农村人口流失导致传统农业缓冲区消失和森林入侵，使得人熊遭遇率居高不下。这种地理与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加上对补偿机制的不信任，导致了态度的僵化。此外，研究揭示了“感知-现实”错配悖论：公众基于受损事件的增加感知种群增长，而忽视了实际种群下降及景观变化导致的习性改变。
结论重申，自2012年以来保加利亚公众对棕熊的态度总体趋于积极，但对致死控制的支持仍顽固存在于特定区域。教育水平与年龄显著影响态度，而对种群增长和冲突加剧的恐惧是负面态度的首要驱动力。研究建议，除经济补偿外，亟需采取主动措施，如补贴防熊电围栏、改善垃圾管理及开展基于社区的守护实践。最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可靠的遗传学普查核实种群数量，并建立透明的双向沟通机制，以解决公众的认知偏差，促进人类与棕熊的长期共存。本研究发表于《Wildlife Bi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