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可行性机制的运营效率:连接绿色物流实践与可持续绩效——来自新兴经济体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证据

时间:2026年5月24日
来源:Sustainable Fu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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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压力正日益重塑物流与供应链运营,尤其是在企业被要求降低环境影响的同时维持运营竞争力的背景下。然而,绿色物流实践如何通过运营机制转化为可持续绩效,这一问题仍缺乏充分探讨,尤其是在资源受限的新兴经济体中。基于动态能力理论(DCT),本研究将运营效率(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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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压力正日益重塑物流与供应链运营,尤其是在企业被要求降低环境影响的同时维持运营竞争力的背景下。然而,绿色物流实践如何通过运营机制转化为可持续绩效,这一问题仍缺乏充分探讨,尤其是在资源受限的新兴经济体中。基于动态能力理论(DCT),本研究将运营效率(OE)概念化为一种可行性机制,通过该机制,绿色物流实践(GLP)被转化为物流可持续绩效(LSP)。研究基于越南300家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调查数据,并采用基于协方差的结构方程模型(CB-SEM),同时检验绿色物流实践对物流可持续绩效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结果表明,绿色物流实践对物流可持续绩效具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直接产生,也可以通过运营效率间接实现,并呈现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相当大比例。上述发现表明,绿色物流实践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带来运营效率提升,尤其是在资源受限情境下更是如此。本研究通过对“可持续实践如何被操作化为绩效结果”提出并实证验证一种基于机制的解释,推进了相关文献发展,同时拓展了动态能力理论(DCT)在可持续物流领域中的应用。研究还提供了实践启示,即对于新兴经济体中的第三方物流(3PL)企业而言,以效率为导向的绿色实践是更具可行性的实施路径。
该文发表于《Sustainable Futures》,聚焦新兴经济体第三方物流(3PL,third-party logistics)企业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如何将绿色物流实践(GLP,green logistics practices)有效转化为物流可持续绩效(LSP,logistics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这一核心议题。研究背景在于,物流与运输活动长期伴随高碳排放和资源消耗,因而越来越多地受到学术界、客户、监管者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关注。尤其在越南等新兴经济体中,3PL企业既面临全球供应链整合、国际贸易协定及ESG要求带来的可持续性压力,又受到资金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技术支持有限等现实约束。在这种情境下,企业虽有动力导入绿色物流实践,但往往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直接改善路线优化、装载率、仓储利用和逆向物流等运营环节的绿色举措,而对电动车队、替代燃料等资本密集型绿色技术保持谨慎。由此,绿色物流实践能否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绩效,不再只是“是否采用绿色措施”的问题,而是“这些措施是否具有运营可行性”的问题。论文正是在这一理论与实践张力中提出:运营效率并非单纯的结果变量,而是绿色物流实践实现绩效转化的关键可行性机制。

围绕这一问题,研究人员以动态能力理论(DCT,Dynamic Capabilities Theory)为理论基础,构建了“绿色物流实践—运营效率—物流可持续绩效”的机制模型。论文强调,绿色物流实践并不会自动产生可持续绩效,其作用需要借助企业对运营流程进行重构的能力来实现。依据这一视角,运营效率被界定为企业动态能力在过程层面的体现,即企业识别低效环节、把握改进机会并将新流程嵌入日常物流运作的实现程度。研究进一步将物流可持续绩效置于三重底线(TBL,Triple Bottom Line)框架下,视为由商业绩效、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绩效共同构成的高阶构念。论文的理论贡献在于,不仅检验了绿色物流实践对可持续绩效的直接影响,还特别论证了运营效率作为“可行性机制”的中介作用,从而把研究重心从“绿色实践是否有效”推进到“绿色实践通过何种机制、在何种条件下有效”。

研究人员采用定量研究设计,样本来自越南300家3PL企业,受访者为直接参与物流运营与可持续决策的管理者或高级员工。方法上,研究使用5点Likert量表,构建GLP与LSP两个二阶构念,并将OE设为一阶中介构念;在数据分析中采用基于协方差的结构方程模型(CB-SEM,covariance-ba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依次完成确认性因子分析(CFA,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结构模型估计、中介效应Bootstrapping检验(5000次重抽样)、共同方法偏差与非响应偏差检验,并进行资产型与非资产型企业的多群组分析(MGA,multi-group analysis);此外还以PLS-SEM开展稳健性检验。样本框架来源于越南物流商业协会(VLA)目录及公开行业名录。

研究结论显示,绿色物流实践不仅能够直接提升物流可持续绩效,而且相当一部分作用通过运营效率间接实现。具体而言,GLP对OE具有显著正向影响,OE对LSP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OE在GLP与LSP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约占总效应的30.2%,说明近三分之一的绿色实践绩效转化依赖于运营效率提升。该结果表明,在资源受限的新兴经济体环境中,绿色物流实践的成效高度取决于其能否同步带来流程优化、资源利用提升、成本控制和服务稳定性增强。论文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可持续物流研究提供了一个基于机制的解释框架,并将动态能力理论的应用从宏观战略层面的“感知—把握—转型”细化到可观测的过程层级,为理解新兴经济体企业如何在约束条件下推进绿色转型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证据。

以下结合论文主体结构,对研究结果进行凝练解读。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key constructs
论文首先梳理了理论基础与核心构念。动态能力理论部分指出,实现可持续目标的绿色物流实践要求企业重构既有流程,因此DCT能够解释企业如何整合、构建并重组内外部资源以适应变化环境。文章进一步吸收“面向可持续性的动态能力”研究,强调动态能力并不会直接产出可持续结果,而是通过实践、流程和创新等组织机制得以实现。在这一逻辑下,运营效率并非能力本身,也不是最终绩效,而是企业重构能力在运营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与此同时,论文用三重底线框架界定物流可持续绩效,将其划分为商业绩效、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绩效三维。绿色物流实践则被界定为包括绿色运输、绿色仓储、绿色包装、绿色管理和逆向物流在内的多维构念。通过这些界定,论文建立起后续假设发展的概念基础。

Mapping GLP – OE – LSP through DCT
在这一部分,研究人员系统说明不同绿色物流实践如何通过动态能力微观基础作用于运营效率,再进一步贡献于物流可持续绩效。绿色运输通过路线优化、网络配置和安全环保驾驶改善燃油使用效率、载运率与车队可靠性;绿色仓储通过布局重设和能源使用优化提升空间利用率与作业效率;绿色包装通过包装重设计减少材料投入和废弃物;绿色管理通过标准化与监控机制提升合规与过程稳定性;逆向物流则通过回收流重构增强资产利用和回收效率。由此得出的核心结论是:OE处于绿色实践与可持续绩效之间的过程中枢位置,是连接DCT与TBL框架的具体操作化表达。

Research gaps
论文指出了三个研究缺口:其一,既有研究大多聚焦GLP对LSP的直接作用,较少关注其背后的运营机制;其二,尽管DCT强调流程重构,但在物流情境下,对此类机制的显性操作化与实证检验仍较为不足;其三,既有证据多来自发达经济体,难以解释新兴经济体中资源约束如何塑造绿色实践的实际效果。基于这些缺口,论文提出将运营效率定位为一种基于可行性的动态能力机制。

Hypothesis development
据此,研究提出四项假设:H1为GLP正向影响OE;H2为OE正向影响LSP;H3为GLP正向影响LSP;H4为OE在GLP与LSP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这一假设体系完整体现出论文的“直接效应+机制效应”双路径思路。

Measurement model assessment
在测量模型评估中,一阶和二阶确认性因子分析均显示模型拟合优良。所有标准化因子载荷总体达到推荐阈值,复合信度(CR,composite reliability)普遍高于0.70,平均方差提取量(AVE,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总体可接受。尽管逆向物流维度的AVE略低于推荐值,但其CR和载荷仍达到可接受范围,且HTMT(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进一步支持区分效度。该部分说明研究所用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为后续结构模型检验提供了稳固基础。

Structural model results
结构模型结果是全文的核心证据。模型整体拟合优良,表明理论模型与观测数据之间具有较高一致性。路径系数显示,GLP→OE的标准化系数β = 0.602,且p < 0.001,支持H1;OE→LSP的标准化系数β = 0.279,且p < 0.001,支持H2;GLP→LSP的标准化系数β = 0.389,且p < 0.001,支持H3。解释力方面,GLP可解释OE 36.2%的方差,而GLP与OE共同解释LSP 36.0%的方差。该结果表明,绿色物流实践既能显著改善运营效率,也能直接促进物流可持续绩效,且模型具有较为可观的解释能力。

Control variables test
在控制变量检验中,企业类型、规模、年龄和商业模式对LSP均未显示显著影响,且这些变量的加入并未改变主路径关系的显著性或效应大小。这意味着论文提出的主效应具有稳健性,不太可能被企业基本特征所混淆。

Mediation analysis
中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论文的理论创新点。GLP经由OE作用于LSP的标准化间接效应为0.168,Bootstrapping偏差校正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与此同时,GLP对LSP的直接效应在纳入OE后仍保持显著,因此OE构成部分中介而非完全中介。总效应为0.557,其中间接效应约占30.2%。这意味着绿色物流实践对可持续绩效的影响,约有三分之一是通过运营效率这一过程机制实现的。论文据此得出关键判断:在新兴经济体3PL企业中,绿色措施之所以有效,不仅因为其“绿色”,更因为它们能够产生切实的运营收益。

Results of MGA
多群组分析检验了资产型与非资产型3PL企业之间的结构差异。研究先后确认构型不变性和度量不变性,再通过约束与非约束模型比较发现,关键路径GLP→OE、OE→LSP和GLP→LSP在两类企业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此结果表明,该机制具有结构不变性,即无论企业是否拥有物流资产,绿色实践通过运营效率促进可持续绩效的路径都基本一致。论文从DCT视角解释称,这种一致性反映出决定可持续成效的关键并非资产所有权本身,而是流程重构与资源再配置能力。

Supplementary robustness checks
为增强结论可信度,研究还采用PLS-SEM进行补充稳健性检验,并将GLP和LSP按形成性高阶构念重新估计。结果显示,各主要路径的方向与显著性与CB-SEM结果一致,且间接效应依然显著,从而有力支持了部分中介机制的稳定性。该部分说明,论文结论并不依赖于单一模型设定。

Discussion
讨论部分综合指出,GLP对LSP的影响具有“双通道”特征:一方面,部分绿色实践可直接带来环境、社会或声誉收益;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其相当部分效果需经由运营效率改善来实现。论文特别强调,在资源受限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对绿色实践的接受与持续投入,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些实践能否通过流程优化、资源利用提升和生产率增进来抵消短期成本与不确定回报。因而,OE被界定为一种“解决性机制”,帮助企业把潜在的可持续负担转化为可管理的运营收益。与此同时,仍然存在的直接效应提示,绿色物流实践还可能通过合规、声誉信号及利益相关者协同等路径影响绩效,但这些并非本文的重点机制。

论文还强调其情境贡献:相较于发达经济体企业可在更完善制度、基础设施与财务资源支持下推进绿色转型,新兴经济体企业对成本—收益权衡更为敏感,因此绿色实践需要跨越一个“可行性阈值”,即必须证明其具备可观的效率收益,才更可能被广泛采纳和规模化实施。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何既有文献中GLP与LSP关系的强度在不同国家情境下存在差异。

综合而言,本文的学术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运营效率从传统的结果变量转化为动态能力部署的过程层表现;二是提出并验证“可行性机制”这一概念,丰富了绿色物流与可持续供应链研究中的机制解释;三是提供了来自越南3PL企业的经验证据,揭示资源约束如何改变绿色实践的生效路径。实践上,论文指出,企业可优先采用以效率为导向的绿色运输、仓储优化、装载整合和逆向物流等措施,并通过运输管理系统(TMS)、仓储管理系统(WMS)和数据分析平台将这些措施嵌入日常流程,以逐步扩大绿色转型的广度和深度。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绿色物流实践对物流可持续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种影响既通过直接路径实现,也通过运营效率这一中介机制间接实现。运营效率在该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说明绿色物流实践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带来运营效率提升。对于资源受限的新兴经济体第三方物流企业而言,以效率为导向的绿色实践构成了更具可行性与可扩展性的可持续转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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