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风险感知在户外运动旅游研究中日益受到关注，但从风险边际性视角出发，关于风险感知如何与体验质量及性别差异相互作用并塑造行为意向，现有研究仍知之甚少。针对这一研究空白，本研究旨在检验风险感知、体验质量与行为意向之间的作用机制，并识别通向高行为意向的组态路径。基于认知—情感—行为理论（Cognitive-Affective-Behavioral Theory, CAB），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将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相结合。研究对360名具有风险偏好的山地户外运动旅游者开展问卷调查。结果表明，风险感知显著且正向影响行为意向，体验质量在“风险感知→体验质量→行为意向”链条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性别差异对上述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对于男性参与者，风险感知正向影响体验质量和行为意向；而对于女性参与者，未发现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关系。组态分析识别出两条通向高行为意向的不同路径，即“个体—自然风险交织型”和“装备—体验缓冲驱动型”。本研究具有两方面主要贡献。理论上，通过引入风险边际性视角，并揭示性别分化机制与组态因果关系，拓展了认知—情感—行为理论（CAB）。方法上，证明了在旅游安全研究中整合结构方程模型（SEM，用于检验线性中介与调节效应）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用于识别组态路径）的价值。对于山地户外运动旅游的安全治理，管理者应采纳风险边际性视角：(a) 实施综合性风险管理（例如动态风险标识、分级步道系统）；(b) 设计增强体验的项目，将风险感知转化为积极体验（例如引导式风险暴露活动）；(c) 针对性别差异制定差异化安全措施，尤其应为女性旅游者提供更多风险沟通与支持。
本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Psychology》，聚焦山地户外运动旅游情境下风险感知对行为意向的作用机制，是一项兼具理论整合与方法创新特征的旅游安全研究。研究背景在于，山地户外运动兼具高参与性、沉浸性和挑战性，近年来快速发展，但其高风险属性与复杂环境不确定性也导致事故频发。在此情境下，如何理解旅游者面对风险时的心理反应与后续行为倾向，成为山地旅游目的地安全治理的重要议题。既有旅游研究通常将风险感知视为抑制体验与行为的消极因素，但在探险旅游或高风险运动场景中，风险又常常构成吸引力本身，由此形成“风险悖论”：同一风险感知为何在不同情境下会产生相反效应。现有研究或将其视为阻碍变量，或将其视为动机因素，尚未充分调和这种双重属性；同时，多数研究依赖线性回归等净效应分析，难以揭示风险不同维度如何以联合作用方式塑造行为意向。因此，开展本研究具有明确必要性，即从“风险边际性”视角重新理解风险，将其同时视为威胁与吸引，并进一步揭示其通过体验质量作用于行为意向的心理机制，以及不同条件组合通向高行为意向的多元路径。
在理论上，研究人员整合边缘行为理论（edgework theory）与认知—情感—行为理论（CAB）。前者解释个体为何主动追求风险边界体验，后者揭示认知、情感与行为决策之间的线性链条。通过二者结合，论文提出：在山地户外运动中，风险感知并非单纯的威胁评估，而可能成为一种积极的挑战信号；旅游者对风险的认知可通过体验质量这一情感桥梁转化为参与、重游和推荐等行为意向。同时，研究引入复杂性理论，为后续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提供方法论支撑，以解释多种风险维度之间的非线性联动和等效多因（equifinality）现象。
研究人员围绕风险感知、体验质量、行为意向以及性别差异构建理论模型，并提出七项假设。具体而言，论文将山地户外运动旅游者的风险感知划分为四个维度：个体风险、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和装备风险。个体风险主要涉及身体和心理承受能力、应急反应与完成活动的能力边界；自然风险涉及天气、地质、高海拔环境及野生动植物等山地环境危险；社会风险涉及队友协作、组织者决策、服务人员态度及团队融入等互动不确定性；装备风险则涉及装备质量、适配性、使用熟练度与维护状态。这样的分类既契合山地户外运动的高风险情境，也为后续组态分析提供了清晰条件结构。
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于2025年1月11日至17日在四川四姑娘山开展实地调查，样本为正在参与山地户外运动且具有风险偏好的旅游者，共发放问卷408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60份，有效率88.2%。研究工具包括风险感知量表、体验质量量表和行为意向量表，均采用5点评分。方法体系以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性别调节效应，并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识别通向高行为意向的条件组态路径。数据分析中使用SPSS 27.0、AMOS 24.0及fsQCA 3.0。样本来源为四川省四姑娘山景区实地调查的360名具有风险偏好的山地户外运动旅游者。
从不超过250字的方法概括来看：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获取四川四姑娘山360名具有风险偏好的山地户外运动旅游者样本；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检验测量模型信效度，将风险感知建构为二阶潜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5,000次Bootstrap检验风险感知、体验质量与行为意向之间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并采用多群组分析考察性别调节作用；进一步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进行校准、必要条件分析和组态分析，识别高行为意向的多条形成路径。
研究结果部分可按原文小标题进行概括。
4.1 Common method bias and data normality tests
研究人员首先检验共同方法偏差与数据正态性。基于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的Harman单因子检验显示，单因子模型拟合较差，说明数据并不支持由单一潜在因子解释全部变异。随后采用全共线性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进行稳健性补充检验，所有VIF值均低于3.3，进一步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是严重威胁。正态性检验显示，峰度和偏度均处于可接受范围，说明数据近似服从正态分布，适合后续结构方程分析。
4.2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s
在信效度检验方面，研究人员先进行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确认个体风险、自然风险、社会风险、装备风险、体验质量和行为意向等测量模型具有良好拟合；继而建立二阶模型，将四类风险归属于风险感知这一二阶潜变量。模型拟合指标均达到可接受标准，目标系数（target coefficient, T）为0.949，表明二阶模型能够较好复现一阶结构，支持将风险感知处理为二阶构念。内部一致性方面，各变量及其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均超过0.90，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也均超过0.90，说明量表稳定可靠。平均方差提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均高于0.60，因子载荷均高于0.70，显示出良好的聚合效度；各潜变量AVE平方根高于其相关系数，说明区分效度理想。
4.3 Hypothesis testing
论文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正式检验研究假设。结果表明，风险感知对行为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支持H1；风险感知对体验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支持H2；体验质量对行为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支持H3。进一步通过偏差校正Bootstrap和百分位Bootstrap检验中介效应，结果显示“风险感知→体验质量→行为意向”的间接路径显著，体验质量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支持H4。具体而言，风险感知对行为意向的总效应为0.301，其中通过体验质量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053，占总效应的17.6%。这一结果说明，在山地户外运动旅游中，风险感知不仅可以直接强化后续行为倾向，还可以通过提升旅游者的体验评价，间接增强其重游和推荐意愿。
4.3.2 Multi-group comparison analysis
在性别多群组比较中，研究人员分别对男性与女性样本估计“风险感知→体验质量→行为意向”模型。结果显示，男性组中三条路径均达到显著水平：风险感知正向影响体验质量，风险感知正向影响行为意向，体验质量正向影响行为意向。相较之下，女性组中上述路径均未达到统计显著。由此，H5、H6、H7均获得支持，即性别在风险感知、体验质量与行为意向之间发挥显著调节作用。论文同时谨慎指出，女性组全部路径不显著这一极端差异需要审慎解释，因为女性子样本量较小、跨性别测量等值性未被正式检验，以及风险表达可能受社会期许影响，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路径估计结果。因此，该发现更应被理解为风险—体验—意向机制在不同性别中的运作方式存在差异，而不是简单地说明风险感知对女性无效。
4.4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在fsQCA部分，研究人员选择个体风险、自然风险、社会风险、装备风险和体验质量作为条件变量，将行为意向作为结果变量。经校准后，先进行必要条件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条件本身还是其非集，所有一致性（consistency）均低于0.90，因此不存在单独构成高行为意向或低行为意向的必要条件，说明高行为意向的形成依赖多因素组合。随后开展组态分析，识别出三条通向高行为意向的路径，整体解一致性为0.872，解覆盖率为0.551，表明这些组态可联合解释55.1%的高行为意向案例。
在组态类型上，论文将三条路径概括为两大类。第一类为“Individual–Natural Risk Intertwining Type”，即“个体—自然风险交织型”。该路径由高个体风险、高自然风险和高体验质量共同构成，说明当旅游者同时感受到来自自身能力边界与自然环境危险的挑战时，只要体验质量较高，就可能形成较高行为意向。第二类为“Equipment–Experience Buffering Type”，即“装备—体验缓冲驱动型”，包括两条近似路径：一条表现为高自然风险、低装备风险与高体验质量的组合，另一条表现为高个体风险、高社会风险、低装备风险与高体验质量的组合。这说明在装备风险较低的条件下，即使自然风险或社会风险仍然存在，较高的体验质量仍可以发挥缓冲和转化作用，推动旅游者形成较高行为意向。该结果凸显出体验质量在所有高行为意向组态中的核心地位，也表明不同风险维度之间存在替代、互补和非对称作用关系。
讨论部分围绕四个重点展开。首先，论文从情境特异性与个体差异性出发，论证了山地户外运动风险感知四维结构的适用性。与一般旅游风险分类相比，山地户外情境中的风险更紧密地与身体极限、自然不确定性、团队互动和技术装备依赖相联系，因此四维划分既反映活动属性，也有助于解释行为机制。其次，论文认为风险感知对行为意向的正向总效应并不违背常识，而是揭示了高风险旅游情境下风险的双重属性：对于风险偏好型旅游者而言，风险是认知激活器，体验质量则是情感催化器，二者共同构成“认知→情感→行为”的驱动链条。也就是说，风险并非必然削弱行为意向，在适度且可控的边界内，它能够增强沉浸、成就与挑战感，从而激发再参与和推荐意愿。再次，关于性别差异，论文指出男性更可能将风险线索解释为可征服的挑战，而女性在相同情境下更可能将其理解为安全威胁；此外，不同性别对风险维度的敏感性结构也可能不同，这共同导致线性路径在男女之间出现显著差异。最后，组态分析进一步表明，高行为意向并不依赖某一个单一最佳风险水平，而可以通过不同风险条件与高体验质量的组合实现，体现出因果复杂性和等效多因特征。
从理论意义看，论文主要有三方面贡献。其一，将认知—情感—行为理论（CAB）扩展到山地户外运动这一高风险旅游场景，通过引入风险边际性视角，解释了风险如何从传统意义上的“阻碍因素”转化为“吸引因素”，从而回应探险旅游中的“风险悖论”。其二，借助fsQCA突破传统线性净效应分析局限，揭示高行为意向的多重组态路径，说明风险治理不应只追求单一低风险状态，而应关注风险维度与体验质量之间的非对称匹配。其三，在方法层面，本研究展示了结构方程模型（SEM）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结合使用的优势：前者适于识别中介和调节机制，后者适于发现多因素联合作用与替代路径，从而为复杂旅游行为研究提供了可复制分析范式。
在实践意义上，论文指出，山地户外运动旅游安全治理不应仅追求风险消除，而应从“风险优化”角度出发，在安全与挑战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目的地管理者应加强综合风险管理，例如通过环境适应性设计、线路分级、动态风险标识、气象监测和救援机制建设来降低不可控风险；另一方面，应重视体验质量的提升，通过风险沟通、技能培训、引导式活动设计和服务改善，把风险感知转化为积极体验。此外，考虑到性别调节效应，安全管理还需实施差异化策略，对女性旅游者提供更充分的安全保障、情绪支持与风险信息沟通。
论文也指出若干局限，包括样本局限于四姑娘山且仅涵盖风险偏好型旅游者，可能影响外部推广性；横断面设计难以揭示风险感知与体验质量在活动前、中、后的动态变化；风险感知维度尚未纳入信息风险、公共卫生风险及季节变化因素；女性样本中的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究。这些局限提示后续研究可开展跨地区、跨季节、跨人群以及纵向追踪设计。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在山地户外运动中，风险感知并非需要被最小化的威胁，而是一种需要被优化的资源。目的地管理者不应简单消除风险，而应将其维持在能够发挥激励作用而非抑制作用的适宜范围内，由此实现从“风险控制”向“风险优化”的范式转变。第一，从风险边际性视角看，风险感知显著正向影响行为意向，且感知体验质量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在适当情境中，风险可由阻碍因素转化为吸引因素，从而回应探险旅游中的“风险悖论”。第二，性别显著调节这些关系，说明风险向行为意向的转化机制在男性与女性旅游者之间存在差异，风险感知并非性别中性的动力来源，因此目的地规划者应超越“一刀切”式安全策略，设计具有性别敏感性的干预措施。第三，四类风险维度——个体风险、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和装备风险——均对行为意向具有正向作用，其中个体风险和自然风险作用更强，这意味着风险治理应优先关注“核心边缘”风险，同时不能忽视“外围”风险，因为后者也可能通过组态替代效应发挥积极作用。第四，fsQCA识别出“个体—自然风险交织型”和“装备—体验缓冲型”两类路径，表明不同风险维度之间可以相互补偿，并不存在唯一不可或缺的单一风险维度。总体而言，关键启示在于从风险消除转向风险优化，通过体验质量缓冲风险感知、结合性别差异与组态特征，建立灵活的山地户外运动旅游安全治理体系。
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