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困扰着全球公共卫生领域：一方面，科学界早已明确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 PA）对健康的基石作用，世界卫生组织（WHO）也大力推广“动则有益”的理念；另一方面，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和高达八成的青少年并未达到推荐的身体活动水平。更复杂的是，我们正身处一个非传染性疾病、传染病和精神健康危机交织的“共病流行”时代，而气候变化与持续的社会健康不平等构成了这一切的背景。传统上，身体活动的公共卫生价值主要被框定在对抗肥胖和心脏代谢疾病的范畴内。然而，这种窄化的视角是否足以应对当下的多重挑战？身体活动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分布是否公平？除了降低心血管风险，它能否成为我们对抗感染、抑郁乃至癌症的更广泛武器？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一项发表于《自然医学》的重量级研究应运而生。
这项研究不再满足于对身体活动总量的泛泛而谈，而是拿起“健康公平”的透镜，首次对全球范围内身体活动的“领域特异性”不平等进行了深入检视。研究人员创新性地将身体活动分解为三个核心领域：主要由个人选择驱动的“休闲性活动”、通常由经济必要性驱动的“职业性活动”，以及介于两者之间、依情境而定的“交通性活动”。通过分析来自世界卫生组织阶梯法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监测（WHO STEPwise approach to NCD risk factor surveillance, WHO STEPS）项目中68个国家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并结合“身体活动安全”、“基于必要性与基于选择的身体活动”以及“交叉性”三大理论框架，研究团队描绘了一幅前所未有的全球身体活动不平等图景。
为了完成这项宏大的分析，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几个关键技术方法。首先，他们系统性地收集并分析了来自68个国家的WHO STEPS调查数据（数据时间范围：2008-2019年），使用全球身体活动问卷（Glob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 GPAQ）来评估休闲、交通和职业三个领域的身体活动水平，并以是否达到WHO指南（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活动）作为主要结局指标。其次，在数据分析上，他们运用了复杂的健康不平等测量方法：对于性别不平等，计算了男女患病率的绝对差值（百分比点）；对于社会经济不平等（以教育程度为代理指标），则计算了斜率指数（Slope Index of Inequality, SII），这是一种考虑整个社会经济分布情况的复杂绝对度量。最后，他们还采用了交叉性分析（Intersectionality Analysis）方法，通过结合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两个维度（例如，比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男性和低社会经济地位女性），来揭示多维度的不平等现象。此外，研究还包括了对身体活动与免疫力/传染病、抑郁症、癌症之间关联证据的叙事性文献综述，以总结这些超越心脏代谢健康的益处。
研究结果揭示了以下几方面重要发现：
全球身体活动不平等
分析显示，当考虑总体身体活动水平时，国家收入类别越高，达到身体活动指南的人口比例反而越低，高收入与低收入国家类别之间有-26.1个百分点的差异。然而，分领域的数据呈现了更复杂的图景。通常，国家收入类别越高，通过休闲性活动达标的比例越高；国家收入类别越低，通过交通性和职业性活动达标的比例越高。在国家间，由必要性驱动的活动领域（职业性活动，以及在许多情境下的交通性活动）的不平等，比总是基于选择的休闲性活动更宽。例如，高收入与低收入国家类别在交通性活动上的差异达-40.3个百分点，在职业性活动上为-30.1个百分点，而在休闲性活动上，高收入国家的比例反而高出14.1个百分点。在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不到10%的总体身体活动来自休闲，这与高收入国家超过30%的比例形成鲜明对比。
社会经济身体活动不平等
在国家内部，高社会经济地位者通过休闲性活动达标的比例，比低社会经济地位者高出约20个百分点。在所有国家收入类别中，高社会经济地位者通过交通性活动达标的比例均较低。最宽的国内社会经济不平等出现在职业领域，无正规教育者通过职业性活动达标的比例，比高学历者高出约16个百分点。
性别身体活动不平等
在国家内部，所有领域和收入类别中，男性达到身体活动指南的比例均高于女性。在休闲性活动上，女性的比例比男性低15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高收入国家女性的休闲性活动水平与低收入国家男性的水平相似。交通性和职业性活动的性别差异模式相似，男性比例均高出约8个百分点。
社会经济和性别不平等：交叉性方法
当比较国内最富有的男性和最贫穷的女性时，在休闲性活动达标率上观察到了约28个百分点的绝对差异。这一差距在不同国家收入类别中相似，并且比单维性别分析中观察到的差距更宽。如果再加入宏观经济背景维度，对比富裕国家的富有男性和贫穷国家中最弱势的女性，估计差距达到了40个百分点。交通性和职业性活动则呈现出不同的不平等模式。
超越心脏代谢健康的身体活动健康益处
身体活动、免疫力和传染病
有证据支持规律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可通过三条关键生物途径增强免疫力：增加免疫监视、有利的免疫系统重塑和减轻炎症。流行病学证据与此一致。一项包含超过180万成年人的荟萃分析显示，与感染前不活跃的人相比，经常活动的人感染COVID-19的风险降低11%，住院风险降低36%，患重症风险降低34%，与COVID-19相关的死亡风险降低43%。
身体活动与心理健康
大量研究支持身体活动有助于预防和减轻成年人、青少年和老年人的抑郁及抑郁症状。一项2022年的协调荟萃分析发现，积累推荐活动量一半与抑郁发病率降低18%相关，完全达到指南则与降低25%相关。2024年一项涵盖218项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证实，多种形式的身体活动相对于对照组，在减少抑郁症状方面具有中等但临床显著的效果。
身体活动与癌症
身体活动与癌症预防和控制的联系早已确立。强有力的证据表明，高水平的休闲性或总体有氧身体活动与多种癌症风险降低10-20%相关。关于癌症生存率，2020年一项高质量系统综述发现，在确诊前后身体活动水平最高的患者中，癌症死亡率风险显著降低。确诊后活动高的患者癌症死亡风险降低了37%，而确诊前活动高的患者风险降低了18%。
重新概念化21世纪公共卫生中的身体活动
基于对不平等分析和广泛健康益证据的总结，研究团队提出应从当前以肥胖和心脏代谢疾病预防与管理为中心的模型，转向一个认识到身体活动对更广泛公共健康和社会优先事项作用的模型。这个新模型明确承认社会身份、广泛社会背景（包括政策、政治经济）和全球层面因素对身体活动发生环境及个体/群体活动模式的影响。模型强调人口健康状态与其身体活动模式及更广泛背景因素之间的双向关系。最终，该重新概念化的核心是围绕“促进健康和福祉的身体活动”这一理念，强调安全、非经济强制且体面（即主要基于选择）的身体活动。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理论驱动的分析，揭示了几个关键发现。首先，在历史上优势社会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在由选择驱动的休闲性活动领域存在巨大的机会差距。其次，经济必要性不仅是职业性活动的主要驱动力，也是全球许多人交通性活动的关键驱动力，尤其在低收入国家，这加剧了社会排斥。第三，在所有研究的国家和亚组中，仅通过休闲性活动达到指南的比例很低（<50%）。因此，除了增加获得休闲性活动的机会外，研究结果支持有必要提供安全、高效和有尊严的环境，使主动交通成为所有人的可行选择，而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弱势群体唯一的经济上可行的出行选择。第四，多维不平等分析揭示的差距比单维分析更宽，支持了交织的社会不公和压迫体系无法通过过于简化的单维方法来妥善评估或解决。
研究对免疫力与传染病、抑郁症和癌症证据的批判性综述，强调了在政策和实践中广泛传播和利用身体活动全部健康益处的必要性。尽管身体活动益处多样，但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仍主要将其视为与肥胖和心脏代谢疾病相关。大多数关于身体活动的讨论缺乏对发生在安全支持性条件下的活动与由经济必要性驱动、在次优、有潜在风险甚至有时不健康条件下进行的活动之间的区分。
本研究提出的重新概念化，为区分不同领域身体活动对健康和福祉（包括身体、心理和社会福祉）、健康公平和社会正义的贡献增添了伦理维度。这种重新概念化的必要性得到了新颖的全球不平等分析的支持，该分析是首个将交叉性方法应用于大型跨国、分领域身体活动数据集的研究。尽管这一重新概念化与世界卫生组织《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GAPPA）的“动则有益”信息有所区别，但两者在多个要素上存在一致之处，包括：强调认识和重视身体活动的多重健康益处；提供愉快身体活动机会的重要性；通过休闲和交通增加促进健康选择的环境可及性的需要；以及为所有人提供安全、包容和情境适宜的身体活动机会的重要性。
这项研究为将身体活动定位为广泛、综合的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议程的关键要素提供了坚实基础，从而发挥其全部的人、社会和地球潜力。它呼吁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超越传统的生理学框架，采用更全面的视角，在追求健康公平和社会正义的过程中，重新思考并推广“促进健康和福祉的身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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