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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之子”杜克大学华人学者介绍之十二：王小凡教授专访
背景介绍: 王小凡, 乌鲁木齐人. 小学没毕业即进工厂, 一待就是八年. 78年高考考取武汉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 82年考取吴瑞教授主持的CUSBMBEA (China-US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Exchange Application)后赴美留学. 86年在UCLA获得博士学位后, 在Whitehead Institute for Biomedical Research和MIT从事博士后研究. 92年来到Duke药理和分子癌症学系做助理教授, 是最早来杜克大学华人教授之一. 98年成为终身教授, 03年成为正教授.
在美期间, 获得多项学术嘉奖, 并担任多种杂志的编委(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 现在他是member of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Editorial Board和 Associate Editor of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他在Cell, Nature, Science等顶级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 文章总数逾80篇. 目前, 他还担任了 Society of Chinese Biologists in America 的秘书长一职.
－ Ph.D的训练是很特别的, 最重要的是培养一个分析能力. 过了这个阶段, 再去看其他的很多东西, 像政治,像法律, 就会发现这种分析能力是相通的.
－ 如果你要想做一个scholar, 你需要知识渊博, 懂很多事情, 同时还要有个善于分析思辩的头脑.
－ You have to have a happy family. If you don't have a happy family, don't have a happy kid growing up, who cares about your publishing one more Cell paper?
【钟：钟丽娴】
【王：王小凡】
【钟】小凡, 你好! 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听说您早年的经历很特别, 能给我们讲讲您的故事吗?
【王】我的经历比较丰富. 我还在乌鲁木齐上6年级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开始了. 学校也停课. 武斗结束以后又碰上中苏边境的问题, 整天挖防空洞. 所以就一直停学, 到70年初的时候国内要搞三线建设,内地要修军工厂. 我母亲单位石油学院就搬到河南山沟里去了.在河南的山区里面, 我们住在农民家里. 小学没毕业, 中学也没有上. 就去工厂里当工人, 还不到16岁. 后来就去了石油部第二机械厂, 在那儿当了工人. 我们是做抽油机的, 现在美国还用这个, 就是磕头机. 当时当工人的时候, 做齿轮, 57个齿或者58个齿, 需要通分, 提取公因数, 但是这个没学过! 我们学到约分就停课了. 这个3/4+1/2怎么算我们还没学过呢. 所以我当工人的时候就自己学一点基础的东西.
73年教育回潮, 要考试, 结果考得还不错. 厂里的人说, 嘿, 这个小学没毕业的比高中生考得还好. 1977年, 打倒四人帮以后, 我妈妈从北京回来, 说你要赶紧准备了. 邓小平已经出山了, 高考要恢复了. 所以这时候呢, 我就开始准备. 我一看我没学过化学, 没学过物理. 只学过一点数学的东西. 但是我还得上班啊, 我当时还是个班长, 白天要管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 我就每天走在路上,上下班的时候看的化学. 数学和物理就结合起来一起学, 学了初中的还得学高中的. 第一次高考我就去了, 那是1977年的冬天, 当时虽然过了录取线, 但是我自己感觉火候还没有到. 78年又考了一次, 数学, 物理, 化学都考得还可以, 但是 英语很难, 因为我没有时间学, 我就硬着头皮进去了, 画了几个圈, 得了9分.(笑). 我以前做工人的时候, 对生命现象很感兴趣, 订了一些杂志, 跟医生也很熟, 所以当时填志愿是生命科学. 然后当时刚好出差去武汉, 武汉机床厂. 同去的人带我去东湖. 我们在东湖划船的时候我看到对面山上的建筑很好看 人家说那是武汉大学. 出差还没回去, 电报来了, 说立即返厂. 原来我考上了. 我当时就填报了志愿武汉大学生化专业.
当时我已经提升三级工人了(笑), 带着工资上了大学, 别人的学校补贴, 16块, 18块.我工资就56块 (笑) 去了以后, 我发现我们班上有8个人英语都考及格了, 有一个最高的80几分, 而我才9分,自然被分到慢班. 第一次考试我记得是听写, 结果我一句也听不懂, 回来后我就问我的同屋, 他说, 第一句话念的是:One day...哈哈...说 one day 列宁怎么去学习. 但就这个one day 我都听不懂. 所以我当时觉得英语一定要赶上去, 天天早上起来就背单词什么的. 每个夏天暑假的时候, 我就借一本英文书来看. 我当时也搞一些学生工作,是学校学生会的副主席, 比较活跃. 武汉大学当时是学分制, 是刘道义校长搞的改革, 当时没有几个学校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可以提前学一些77级的课. 77级2月份入学, 我们10月份进去, 比他们晚半年.
等到81年夏天的时候, 我好多课都修过了, 就不需要再考试了, 但是班上其他同学还要准备考试. 结果同屋的几个同学就说怎么不去试试考研究生啊. 那时候是3年级刚完的时候, 77级都在报名, 我呢学校也就特批了, 因为学分修够了. 一考呢果然考上了, 我当时报的是北京遗传研究所, 就是中科院. 刚好又赶上吴瑞的CUSBMBEA, 81年的冬天考. 但是都要用英文考., 大家都有点头痛, 我们当时英文不像你们现在这么好, 但是也都考上了. 然后就毕业了.82年2月份先去广州中山大学学英文, 3个月强化训练. 每天听说读写4节课, 然后还有一门美国文化课, 每天小考, 强度挺大的 都是美国老师, 很有帮助.
【钟】这真是听起来很传奇的经历, 您当了8年的工人, 你有没有觉得把人生很宝贵的一段时间浪费掉了?
【王】其实那时候跟工人在一起也挺开心的, 学到不少东西. 我不认为自己在什么地方浪费了很多时间, 还是经历比较重要, 只要从经历中能学到东西, 就不能算浪费. 我当时在工厂里的时候, 因为做班长, 后来又做工会副主席, 慢慢练着要在众人面前讲话. 后来我碰到我当时做学徒时认识的一个人, 他说你改变真是太大了. 原来你是这么shy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你怎么看, 如果你从你的生活经历中学到了东西, 那么这些生活经历就是有价值的.
我觉得这个看法也跟您的性格有关, 您是属于那种非常乐观开朗的人吧
这一直都是我的生活哲学. 就是往前看, 永远都往前看.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像当时我们很多经历都很苦的, 当时在乡下被整得很厉害, 我妈妈当时被关了起来,叫做?#19968;打三反? 然后我们也不准回家, 因为要清理阶级队伍什么的, 我就跟奶奶, 当时都70多岁了, 还有妹妹住在农村一家人的厨房里, 每天吃个饭都要去2里地外打饭. 砸石子, 挑石灰, 什么苦活儿都干过. 但是也学到很多东西, 比如说怎么跟人相处. 所以一切往前看, 就不要把这些都当成一个包袱. 没有人会一帆风顺的, 总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 像现在,有时候我没拿到grant, 投出去的paper被拒了, 但是2个小时就过去了, 地球照转, 人家不会等着你, 是吧. 所以你再重新写吧, 重新改吧, 送不同的杂志. 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
【钟】你们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来美国的一批中国留学生, 没有前人铺路, 走到这一步是不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
【王】美国这个制度还是比较健全的. 你一看就很明白, 每一步该怎么走. 科学还是没国界的. 像我们去的实验室, 一半以上的人是外国人, 所以你也不觉得自己是个例外. 一步一步还是比较顺理成章的.
【钟】对年轻的一代有什么建议吗?
【王】要告诉广大年轻人的一点是, 如果你要想做一个scholar, 你需要知识渊博, 懂很多事情, 同时还有一个善于分析思辩的头脑. 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在专业以外,不要只对sport感兴趣, 看书的话也不要只是看看小说, 这些对拓宽知识面帮助不大. 政治经济法律也应该懂一些 反过来, 如果懂得很少的话, 跟别人的交流也会成为问题, 如果有个job interview, 在饭桌上闲聊的时候都不知道说什么. 我看我们年轻的一代就跟很多美国的孩子差不多, 除了science以外, 就是sport, 还是应该多懂一些别的.
另外一点是communication skill 一定要好. 这个我在自己的实验室一直都强调的, 尽量不要在实验室说中文, 中文忘不了, 回到家慢慢讲. 但是以后如果英语不好, 是个很大的遗憾. 因为communication skill, 特别是写作, 因为未见其人先看写的东西, 如果写得很糟的话, 一下给人印象不好. 我23岁开始学ABC, 但是还能达到一定的程度, 是自己要求自己的结果. 口语的话, 像我经常也会注意发音的重音在哪里, 因为如果重音放错了, 美国人就听不懂了. 所以现在如果有学生说错了, 我就会提醒他们, 这样才会慢慢有进步.
【钟】您对生物方向的PhD的择业怎么看待呢?
【王】其实Ph.D的训练是很特别的, 最重要的是培养一个分析能力. 过了这个阶段, 再去看其他的很多东西, 像政治,像法律, 就会发现这种分析能力是相通的. 像平时Supreme Court出来的case我都喜欢去看, 因为需要的分析能力是类似的, 只不过他们分析的是人, 是社会, 我们分析的是自然. 在毕业典礼上, PhD在最后才宣布, 因为这是最高的学位, 每个individual都achieve something. 在毕业册上, 其他人的名字都是排在一起, 只有PhD是一个一个单独列出来的, 包括导师的名字还有论文的题目. 因为这表示individual achievement and originality.
以前NIH 的director H. Varmus写过一篇文章, 大概是10年以前的事了, 对我们都有所启发. 他说现在我们出那么多的PhD, 但是可能没有这么多faculty position. 但是很多职业都需要这些受过training的人. 这个training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用的. 做lawyer啦, 做Business啦, 都是有帮助的.
但这并不是说如果我不想做professor的话, 我就马马虎虎混个PhD算了. 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应该尽力去做好, 别人也通过我们已经做出的成绩来判断衡量我们. 比如说我学完这个PhD想去industry, 不是因为我学的不好, 只能去industry, 这样industry也不会要你. 正确的态度是, I’ve done well. Now I choose to follow my interest and desire, I want to go this way. 这样的话, 人家一看你的publication, 成绩是摆在那里的, 这样别人也会尊重你, 并且对你的期望值也很高.
做科研有没有运气这一说? 当然也有, 但是很多时候也反应了一种选择和判断的能力. 像选题就很重要, 所以我经常鼓励学生试着去问key question.
最近三年, 我和其他两位在美教授为清华大学提供一些咨询服务. 其中一项就是与大学生座谈.座谈的时候我也谈到, 要擅长发现自己, 要找到自己智能和兴趣的最佳结合点. 像生物科学是一门实验科学. 有的人很聪明, 但是那个手不巧, 什么实验都做不出来, 那真是有点hopeless(笑) 就是你再想竞争, 但你在那个瓶颈卡住了, 没办法. 现在的现实就是你要发第一作者的paper, 主要工作还是得你做, post-doc也是一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这不是最适合你的路, 也许你就该尝试做点别的东西. 我以前就有几个学生改行的, 我都挺支持他们的. 一个学生是MD/PhD. 他说我觉得我实际更适应做医生. 我说那好啊, 你很聪明, 我希望你能做一个勇于创新的医生. 他说: I am so released; I thought you would be so angry at me.
还有个学生, 是从国内来的, 她以前得过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奖. 后来读生物了, 做得也不错. 但是她讲lab meeting 的时候感觉稍微有点干巴巴. 生物这个有一点就是需要很强的想象力, 比如说怎么想象那些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细胞怎么在一起, 胚胎怎么发育的, 需要能够浮想联翩, 每个细节都要想到, 想象一个模型出来. 然后那个学生过了一段时间自己来找我了, 她说: 虽然我的实验还比较顺利, 但是我感觉从长远来看我学生物不利于竞争. 像实验室的另外两个美国学生, 每次lab meeting 都讲的非常生动. 我觉得我跟他们比没有优势. 我当时其实已经观察出这点来了. 她说我如果能够结合我的这点数学的爱好和生物的训练在一起, 去做 bioinformatics, 会很合适. 结果她就进了Stanford 的Bioinformatics系. 我给她写了很强的推荐信, 说到她自己发现了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自己热爱做这方面的工作. 人家一看, 这是很好的一个理由, 背景也很强.
【钟】您和您的夫人董欣年老师都是杜克的 professor, 家庭幸福, 事业成功, 非常令人羡慕, 你们是怎样互相支持走过来的呢?
【王】我的post-doc 的导师 Robert Weinberg, 讲了很多话很有道理, 我受他的影响很大. 从科研讲, 他经常能看到big picture. 像我们做癌症的, 不能只钻在一个分子里面,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而是应该经常能走出来, 看到整个疾病, 这样呢, 他总是能到看到cancer下一个 major question. 还有一点他谈到家庭一定搞好. “You have to have a happy family. If you don’t have a happy family, don’t have a happy kid growing up, who cares about your publishing one more Cell paper?” 他觉得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个failure. 有些人提倡好像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才能做成一番事业. 这不一定是对的. 其实很多很好的科学家也有挺不错的生活.
欣年和我一起从武大毕业后她去了Northwestern做PhD, 我在UCLA; 后来她去Harvard做post-doc, 我去了MIT. 当时我们非常地努力, 工作很辛苦, 周末, 晚上总是加班加点. 后来我们拿到tenure以后, 才开始有了周末, 更enjoy life一些.
这里有个问题, 关于women in science. 这个问题在美国也存在, 在国内也存在. 我记得几年前我们第一次到清华座谈的时候, 几个女学生也谈了这个问题. 在中国她们看到的是, 怎么这么多女学生读, 但是到后来好像怎么就没有多少人成了教授? 这个有多方面的原因, 生孩子, 带孩子. 这是很可惜的, 因为很多女学生都是很好的scientists. 但是最后很多都选择支持丈夫的事业. 我觉得是个遗憾. 困难是有的, 但不是不可克服的, 可能要家庭比较和谐, 两个人互相配合.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 持更多的鼓励态度.
【钟】怎么看待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的问题?
【王】glass ceiling 这个问题是存在. 像饶毅, 鲁白他们提出来让我们积极地改变这种状况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但是又不能太过分的去争辩, 因为这个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在里面. 在克罗拉多的一个会议上, 鲁白让饶毅, 施一公, 钟伟明还有我几个人一起做panel discussion. 关于glass ceiling, 我是这么看的, discrimination有些时候是存在的, 也是没法完全避免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社会, 特别是在science这块, 是比较based on your merit的. 我当时讲的就是好多中国人都比较喜欢做自己的事情, 专心做自己的研究, 不太喜欢被其他的事情打扰. 但是glass ceiling 的问题有一个指标看得就是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少啊.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挂名, 得做事, 而且还得做好. 如果我给你一个paper你很长时间回不来, 那我下次就不找你了, 对不对(笑). 但是要是你做得很好, 人家就愿意找你,慢慢得就把你提到上面去了.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都不是故意要对你不好. 包括我自己也会矛盾,到底我想花多少精力在这些事情上. 我当时跟施扬也谈了好多次, 谈到我们有一半的时间在为别人服务 在review 别人的grant, review 别人的paper, 给别人写推荐信, 做committee member. 但是一方面是服务, 一方面也是对你的认可. 还有一点呢, 我们要开诚布公地多交朋友, 在系里啊, 在外头啊, 积极地参加各种活动. 中国人里头也有很多人做得很好, 像许田啊, 都是很好的榜样. 所以我前头讲, 知识要广, 这也容易跟别人找到共同语言, 对交朋友就很有帮助.
【钟】跟国内有什么联系和合作?
【王】因为我这里的实验室 也比较忙, 我在国内主要做一些顾问(advisory)和评估(evaluation) 的工作. 像我和施一公, 林海帆在清华组成一个小组, 帮助他们评估 faculty position的申请, 看看他们的简历啊, 帮助跟他们的导师联系啊. 还有就是在校方的学科设置啊, 人才特殊待遇啊方面给一些意见建议. 我们每次回去, 也会跟学生见面, 座谈, 跟大学生讲各种各样的事情, 有讲怎么做人啊, 也有讲sicence 方面的. 另外明年可能会帮自然科学基金会审一些grant. 我觉得这个评估的工作很多海外的华人科学家应该可以做很多. 因为是懂行, 而且相对来说可以做到比较客观公正. 另外在科学院也做一些工作. 还有我的母校, 武汉大学, 希望我能帮助做一些工作, 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回馈母校.
【钟】非常感谢您接受DCSSA的采访, 我相信您的故事, 对广大的留学生来说, 从做学问到做人, 都会有很多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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