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生命”研究在巨大争议中依旧进行

对于生命的定义，科学家各有不同的解释，但他们一致认为，生命至少应该具备3个特征：承载容器、新陈代谢和复制繁殖能力。一个容器，像细胞的细胞膜；新陈代谢把基本的营养物质转化成细胞成分；基因能够传给后代或随环境变化的复制细胞的化学指令。  

　　3年前，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生物学家埃尔伯特•里勃切特称，已制造出一种名为“囊生物反应器”的人工生物。但这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造生命，它只是将能够生产蛋白质的生物分子加上一种细菌基因，这种基因可以控制生成一种名为α—溶血素的蛋白质，混合物悬浮在油中形成微小颗粒。然后，他们在这些颗粒外包裹两层肥皂膜状的磷脂分子，像细胞膜一样将生物分子混合物颗粒包裹在其中。通过膜上小孔，环境中的营养物质进入“人造细胞”，自动补充制造蛋白质的原材料，就可以连续数日生成蛋白质。  



　　里勃切特认为：“应该重新思考一下生命究竟是什么。与其说这是个科学问题，不如说是个哲学问题。对我来说，生命就像一个机器，一个由电脑程序控制的机器，仅此而已。”  



　　然而生命远不是一台机器，这种“人造细胞”充其量是一个微型“工厂”，在这里可以生成具有工业和医学价值的蛋白质，但这标志着人类探索人造生命迈出重要一步。  



　　追踪“人造生命”  



　　今年10月6日，美国科学家克雷格•文特尔宣布，他的研究小组用化学物质在实验室中合成了由381个基因、58万个碱基对组成的人造染色体，并将其植入细菌生殖支原体的外壳中，在这些基因的控制下，新细菌能摄食、代谢和繁殖，已经具备了生命的三个基本特征，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造生命”。  



　　在人类尚未真正理解自然生命的全部涵义时，真的能制造出“人造生命”吗？  



　　文特尔将自己的杰作称为“自由的生命”。那么，这种“人造生命”是否有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合成细菌的问世，不仅是技术上的突破，自然科学史的里程碑，更挑战了人们对生命含义的理解。  



　　文特尔宣称，如果初步实验取得成功，他们更长远的设想是不断为其添加新功能，比如分解火力发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或生产可用作燃料的氢，或者直接将糖类分解成丙烷燃料的细菌等，从而为低成本、高效率制造生物能源找到一条新出路。创造新生命旨在应对能源危机，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他说，这是一项有益的科学，我们不要惧怕新生事物，要善于利用它。这会更新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正在创造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在这一层面上，你不可能指望每个人都高兴。  



　　尽管文特尔解释说“人造生命”前景美妙，人们仍不能确信这项研究是否真是“有益的科学”。  



　　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化学系副教授陈竟明就在《明报》上指出，目前科学家已经可以通过改造细菌基因，改变其新陈代谢，以提取所需的物质。所以，是否一定要通过制造新生命来达到此目的值得怀疑。  



　　也许不是这件事情本身不对，而是这个人不对。克雷格•文特尔以其“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形象闻名于世，他的聪明才华和功利激进一样让人印象深刻。  



　　文特尔曾组建了私营研究机构———塞莱拉公司，以此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国际实验室联合体竞争，最终，公私两家同时宣布成功绘制出人类基因组草图，测序报告分别发表在英国《自然》和美国《科学》杂志上。他曾想将人类基因组图谱申请成专利，又曾想以收费方式为个人绘制基因图，但终因成本难以降低而不了了之。此后，他心灰意冷地消沉了几个月，2002年重出江湖，成立克雷格•文特尔科学基金会，开始了他创造新物种的探索。早在2006年，他就已将一套生命必备基因和“自由的能生长繁殖的生命有机体”在美国申请了专利，目前还向其他100多个国家提出了专利申请。  



　　一石激起千层浪  



　　疑问之一：“人造生命”意味着什么？  



　　加拿大生物伦理学组织认为，合成生物学的种种进展比10年前克隆羊“多莉”的问世意义更重大，是人类自然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而香港中大生化系客席教授曹宏威博士则认为，人造生命的出现对人类观念上的冲击更为巨大，尤其是对宗教造成了严峻挑战：“倘若人可以完全制造生命的话，神便可说是毫无角色可言。”  



　　英国《卫报》10月10日发表了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博士尼克•盖依的文章，称“最新生命形式”不过是“汽车配件的组装”，并不能说是基因工程领域的重大飞越。  



　　那么“人造生命”技术带给我们什么益处呢？首先是应对能源危机和解决环境问题，这也是该研究的最初目的。其次，在基因诊断方面，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自己生命的组成元素，从源头封杀困惑我们人类的多种遗传疾病；能够定制细胞，替换自体受损和病坏器官；能够造出高效精准的细胞生物，将药物直接送达病灶；还将提高生命的本质，不仅人和人之间能进行完美的基因互换，还能合成更加高等的基因染色体实现人种的优化。未来的人类将和科幻电影里的人一样能够不断再生，并保持一种思想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记忆克隆”。这样人就有可能不死，而且思想也能一步步循环下去。  



　　疑问之二：新物种会不会失控变成“魔鬼细菌”？  



　　2002年和2004年好莱坞分别上演了《生化危机》第一和第二部，第三部也已于今年9月底搬上银幕。人们担心的是，随着“造物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管理疏漏或技术偏差会不会导致新物种失去控制，演绎现实版的《生化危机》？  



　　文特尔本人承认，研究中涉及的技术，从理论上来说有可能用于制造新的致病细菌，甚至用于研制生物武器。对此，他说将慎重考虑该公布哪些研究细节，而且在实验中也会采取特定措施，以确保新造出的细菌只能在实验室“温暖的培养液”中生存，不会成为“魔鬼细菌”。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戴维•迪默也认为，人造生命失控的风险“极其微小”，人类制造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与那些在自然界进化了30亿年的生物竞争。细菌吞噬所有东西，它们吃汽油，吃地底下的石油，吃绿色的碳氢化合物，吃所有的东西。它们还会把我们放在那里与它们竞争的所有东西吃掉。此外，科学家们还设计了另一层保护措施：所有人造生命都依赖于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化学物质，将这些关键性的化学物质一消除，人造生命就会死亡，当人造生命进入自然环境之后，情形更是如此。  



　　然而生命非常复杂，它也可以进行自我修复、自我管理，而且能发生突变以适应环境。几乎所有科学家的研究初衷都是好的，防御系统也是极其严密的。对于生命这样的复杂系统其不可测性很可能超出人们的预料。对此，《卫报》10月22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进行了深入思考，称合成生物技术能再造自然，但危机重重。而诺丁汉大学临床生理学家迈克尔•雷涅则对反对这项技术的人表示愤怒，称激起人们对科学的恐惧，只会造成科学家匮乏。英国有大量的科盲，极度缺乏科学家，应当从小培养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培养英国未来的克雷格•文特尔和杰伊•科斯林，而不是制造恐惧和无知的气氛。  



　　疑问之三：会不会出现生物行业的“微软”帝国？  



　　技术垄断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文特尔研究所去年10月份向美国专利局提出拥有他实验室造出来的小生物专利的申请。今年5月底，美国专利局公布了他的专利证号：#20070122826。  



　　文特尔抢滩“造物市场”的举动引起了生物行业的担忧，加拿大生物伦理学组织谴责这种行为是“企图在社会上实施一项异常的新技术而不说明它的全部影响”。该组织研究人员吉姆•托马斯说，这种垄断行为施放了一个信号，合成工业和合成生命形式私有化这样的高端商业竞争已经开始；文特尔公司正在变成合成生物界的“微软”。在这些权利进一步发展之前，必须考虑它们对社会、道德及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并广泛探讨它们的社会需要程度和可接受程度。同时，该团体的38个组织联合号召多个国家的专利局从安全方面着想，抵制文特尔的专利申请。  



　　尽管目前文特尔的合成生殖支原体只能生存在特定的环境中，而其它的生物工程生命一旦逸出到自然环境中，又在专利权的保护下，那将造成更大的危险。  



　　疑问之四：道德标准如何定义？  



　　关于生命的起源、生命的神圣性、生命的尊严等等问题，不同背景的人观点各不相同，而人造生命将颠覆所有这一切。  



　　从基因诊断方面考虑，当人们掌握了生命密码之后，“隐私”这一概念将重新定义。目前的保险公司在接受投保时，要求申请人必须做体检，未来是不是要求看到申请人的基因图？而一旦有了基因图，知道了“命中注定”的事情，保险行业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公司老板在挑选雇员的时候，会不会存在“基因歧视”？为了得到更优秀的下一代，可能会有更多的堕胎事件，以筛选掉我们认为不够好的婴儿？按照不完善的道德标准，斯蒂芬•霍金这样的天才很可能不会出生。  



　　从基因治疗方面考虑，如果创造“人造生命”是为了某个特殊使命。那么，这些低等生命可以任由我们役使么？它们是否也有生存的权利？我们可以对它们随意地践踏、掠夺、损“人”利己呢？就像对待动物或牲畜一样，我们只是有力量，而不是有权利决定它们的生死。创造“人造生命”也可以是为了造出完美超凡的未来人类。那么，这些优秀人类会比普通人类更高等么？他们更加美丽、更加强大，比我们更加有力量，我们能否接受他们的统治？  



　　道德标准应该是双向的，还是双重的？疑问之五：伦理关系能否善处？  



　　掌握了合成染色体技术，正如文特尔所说，人类已经从阅读基因密码转向有能力编写它。如此，我们很快会面对一个新的问题：优化人种。  



　　我们会为将来的婴儿编制智商、性格和相貌。一个人的孩子很可能不算是他的，因为他孩子的身上并没有多少基因是从他那里遗传的，很可能是从某个伟大人物的身上借取了更多。这么一来，究竟谁是孩子的父母？  



　　如果能购买“良种胚胎”，那么父母的身份问题就变成了法律问题，而不是生物学问题了，“亲子鉴定”技术也将失去存在的意义。  



　　就像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中描述的那样，人们可以想象这样荒唐怪诞的事情：一对夫妇买了一个胚胎，把它放在试管里培育，然后以第一个胎儿的名义又买一个，似乎是在筹划信托基金。在这种情况下，这对夫妇在第一个孩子未成年时就成了法律上的祖父母。我们需要一套全新的词汇来描述亲属关系了。当然还可以更加荒唐地以“后到”胚胎的名义买“先来”胚胎，这样，一个小孩子可能是一个大孩子法律上的父亲或母亲。  



　　我们面临的将是怎样混乱的局面？  



　　人类探索自然的本能  



　　很多人谴责文特尔进行生命研究是出于个人利益，是为了聚集金钱，这话似乎不够公正。文特尔说：“我从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很多钱，我已经是亿万富翁。”他的豪华别墅高居在山腰之上，俯瞰着加勒比海，但这种好生活却使他烦躁不安。  



　　他被迫离开塞莱拉公司后，分到了大量金钱，生活安逸，然而情绪非常低落。一次，他曾在自己的游艇上对客人说：“我可能会自杀，即使不自杀，也要得病而死。”2002年4月，他把从公司拿到的1亿多美元捐给了克雷格•文特尔科学基金会，该基金会从事非营利性研究。  



　　人们对知识和智慧的渴望不啻于盲人渴望光明，正是对科学真理的追求推动了社会前进。从宣扬天体运行的布鲁诺、研究血液循环的塞尔维特这些科学先烈，到克雷格•文特尔这样的科学先锋或科学“怪才”，根本就无法停下探索自然奥秘的脚步。  



　　尽管存在着诸多争议，文特尔似乎铁了心，决定继续带领他的团队和他的专利继续前进———他认为，这是他作为科学家的权利。然而，当他们把科学推到了社会容忍度的边缘时，评论家们就会站出来批判他。  



　　说它不道德也好，对它加以限制也好，显然都是不合适的，毕竟“人造生命”是科学家长期以来追求的一个梦想。如今梦想成真，相信没有多少人真的希望文特尔就此罢手。  



　　因此，关键是管制上的合理、规范和透明，如果能做到这些，人们会从这项技术中获益无穷；反之，贻害也同样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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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特尔研究院发布基因组合报告  



　　为了使研究工作顺利进行，J．克雷格•文特尔研究院的政策专家和麻省理工学院发布了一份名为《合成基因组学：政府选择》的报告。这份报告经过20个月的研究、检查和分析，概括分析了合成基因组学的技术状况、政策干预和政策选择的领域，为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商业公司设计了一套综合性的选择工具，有助于减轻研究带来的潜在风险。  



　　基因或基因组合成是使用化学要素来构建长段的DNA链。这赋予了科学家无与伦比的能力，许多积极的应用，包括医药和生物产品、绿色燃料，可以为人类带来福利，但一些技术上的误用和事故发生的可能同样存在。由于无法保证合成基因组学仅用于有益途径，我们必须构建一套政策干预体系，以降低技术带来的风险。  



　　政策干预主要涉及三方面管理对象：出售合成DNA（包括低核苷酸、基因或基因组）的公司，拥有DNA合成器具的实验室主管，购买合成DNA的用户和支持监督机构。每方面都设计了一系列选项，评价了其在降低生物风险方面的能力。  



　　供给合成DNA的公司：要求商业化公司使用经批准的软件，以屏蔽恶意指令；从商业化公司订购合成DNA的用户必须接受生物安全官（或相关责任部门）的合法性检查；要求商业化公司使用经批准的屏蔽软件，确保只有经验证过的合法用户才能使用；要求商业化公司保留顾客及订单记录。  



　　DNA合成器具及试剂监察管理机构：DNA合成器具所有者必须对其器械工具进行登记；拥有DNA合成器具的个人或机构必须有许可证；购买DNA合成器具、试剂或服务必须有许可证。  



　　合法专利用户：将风险教育和最佳应用排入大学课程；每个合成生物实验室须编制“生物研究安全性”手册；建立最佳应用资料交换所；拓宽生物安全委员会调查实验风险的职责范围；拓宽IBC再调查职责，接受国家风险实验评估咨询机构的监督；拓宽IBC再调查职责，遵循生物安全性指导方针强化执行力度。  



　　文特尔研究院的政策分析员说，设计思路旨在阻止技术被恶意使用，发扬有利的一面，加大政策限制的同时，不给研究人员、企业或政府增添额外负担。每位政策制定者都可以按自己理念来选择不同力度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