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通过预防性肝病学管理代谢性脂肪性肝病(MASLD):整合政策改革、公共卫生和个性化护理

时间:2025年9月27日
来源:LIVER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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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肝病(MASLD)患病率达38%,其亚型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5-7%的患病率可致肝硬化、肝癌及肝移植。预防需结合社会营养、运动干预及政策支持,非侵入性检测(NITs)和药物(如司美格鲁肽)用于早期筛查和治疗。经济负担重,需多方协作提升公众及医疗人员认知,优化检测和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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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肝疾病(MASLD)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成为公共卫生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目前,全球MASLD的患病率约为38%,而其子类型——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的患病率则在5%-7%之间。MASH不仅与肝硬化和肝癌等严重肝病相关,还可能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导致较高的全因死亡率和肝相关死亡率。随着2型糖尿病和肥胖症的不断上升,MASLD/MASH的患病率也在持续增加,并已成为美国肝细胞癌(HCC)的主要诱因之一,同时也在肝移植的指征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预防成为应对这一疾病的关键策略,而不仅仅是治疗。MASLD的临床、经济和社会负担巨大,亟需政策制定者和医疗工作者共同努力,以实现更有效的干预和管理。

MASLD是系统性代谢功能障碍的一部分,其患病率在人群中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某些地区如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等,MASH的患病率较高,且这一趋势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MASLD和MASH的患病率正在迅速上升,并预计未来将持续增长。遗传因素在MASLD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一种常见的遗传变异——PNPLA3基因的I148M变体(rs738409 G/C)被认为是导致脂肪肝、肝纤维化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活动评分(NAS)的主要遗传风险因素。研究表明,该变体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差异,例如,西班牙裔人群中该变体的频率最高,为49%,其次是欧洲裔美国人(23%)和非洲裔美国人(17%)。此外,PNPLA3的GG基因型与更高的肝病发生率和死亡率相关,表明遗传因素在疾病进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某些特定的遗传变异,如TM6SF2的E167K和HSD17B13基因,也可能通过影响肝脏脂肪代谢、肠道-肝脏轴和肠道菌群的改变,对MASLD的形成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MBOAT7基因的某些变异也被发现与更差的肝脏结局相关,进一步说明MASLD的发病机制是多方面的。

MASLD的临床负担同样不容忽视。MASH被认为是全球肝相关死亡的三大原因之一,其与肝硬化、肝癌(HCC)及肝相关死亡率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根据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MASH相关的肝癌和肝硬化死亡率在多数地区呈上升趋势。MASLD不仅对患者的健康造成威胁,还显著增加了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s)的负担,这种负担在各个地区均在上升。此外,MASH已成为美国和欧洲肝移植的第二大指征,并在某些情况下成为肝癌相关移植的最常见原因。然而,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MASH的严重性,但仍缺乏充分的前瞻性研究,这主要由于疾病的缓慢进展以及诊断和治疗过程中的挑战,如患者对肝活检的抵触情绪、诊断的高成本以及潜在并发症等。因此,开发和应用非侵入性检测(NITs)成为推动早期诊断和干预的重要手段。

从人类学角度来看,MASLD对患者的生活质量(HRQL)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表明,MASLD患者常报告生活质量受损,这种影响可能与疾病的进展阶段、共病情况以及NITs评估的肝纤维化程度相关。患者往往因为疾病初期无明显症状或症状轻微而未能及时识别,从而错过了早期干预的机会。此外,患者对MASLD的认知存在偏差,许多患者误以为其只是“脂肪肝”而并非严重疾病,这种误解可能源于术语的频繁更替(如从NAFLD到MAFLD再到MASLD)。这种模糊性不仅影响了患者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认知,也削弱了他们对疾病预防和治疗的参与度。与此同时,社会对MASLD的污名化现象依然存在,这使得患者在面对疾病时更容易感到无助和被歧视,从而影响其就医意愿和治疗依从性。

MASLD的经济负担同样巨大,包括直接医疗成本和间接的生产力损失。近年来,多个研究显示,MASLD/MASH的医疗支出在多个地区持续上升,尤其是当疾病进展到更严重的阶段时。一项对9个国家的经济分析表明,未来20年内,MASLD相关的医疗费用和生产力损失可能显著增加。这提醒各国政策制定者和医疗系统需要提前准备,投资于MASLD的预防和管理。如果缺乏有效的政策干预,MASLD的经济负担将可能变得难以承受,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公共健康体系。

在MASLD的预防方面,社会营养和身体活动策略被认为是核心手段。然而,实施这些策略面临诸多挑战。首先,食品工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推动了超加工食品(UPF)的广泛使用。这些食品通常富含糖、盐和脂肪,容易导致过量摄入,进而引发肥胖、MASLD和多种与饮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NCDs)。虽然高收入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已经存在较高的UPF消费比例,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的UPF消费增长速度更快。这一趋势不仅影响成年人,也对儿童健康产生潜在威胁,尤其是在营养不良和低质量食品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关注如何通过改善食品环境、提供健康食品选择、加强健康教育等方式,来减少UPF的消费,从而降低MASLD的发生率。

其次,体力活动不足也是MASLD的重要风险因素。全球约有18亿成年人缺乏足够的体力活动(每周少于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而81%的青少年也处于体力活动不足的状态。这种趋势在女性和女孩中尤为明显,且若无干预措施,未来可能进一步恶化。因此,推动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步行和骑行道、运动设施等,是促进体力活动的重要途径。同时,学校和社区层面的健康促进活动也应纳入整体战略,以帮助年轻一代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此外,医疗工作者在日常诊疗中应关注患者的体力活动状况,并提供个性化的建议,以帮助其改善健康行为。

在诊断和治疗方面,非侵入性检测(NITs)的广泛应用为MASLD的管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例如,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VCTE)和增强肝纤维化测试(ELF)已被证明是评估肝纤维化程度的有效工具。这些技术不仅减少了肝活检的需要,还提高了诊断的便捷性和可及性。然而,NITs的普及仍面临一些障碍,例如设备稀缺、费用高昂以及部分地区的保险支付限制。此外,某些患者可能因对疾病进展缺乏认知,而未能及时接受进一步检查或治疗。因此,提高NITs的可及性,并确保其在临床实践中被广泛使用,是推动MASLD早期干预的重要一步。

在治疗方面,尽管目前已有部分药物被批准用于MASH的治疗,如resmetirom和semaglutide,但这些药物的应用仍需考虑其可及性和患者接受度。许多患者对这些新药持谨慎态度,担心其成本、副作用以及长期使用的可行性。此外,药物可能与患者现有的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或其他代谢相关疾病的治疗方案产生相互作用,进一步增加了治疗的复杂性。因此,治疗MASLD需要结合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治疗,同时要关注患者的个体差异,包括遗传背景、共病情况以及经济条件。

在公共卫生政策层面,MASLD的管理需要多层次的干预措施。首先,应加强公众对MASLD的认知,通过国家层面的健康宣传活动,提高人们对疾病及其风险因素的了解。其次,应将MASLD纳入医学教育体系,确保未来的医疗工作者具备足够的知识来识别和管理这一疾病。此外,应推动多学科协作,使不同领域的专家(如肝病科、内分泌科、营养学和心理学)共同参与患者的治疗过程。这种协作不仅有助于提供全面的护理,还能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满意度。

MASLD的预防和管理还需要关注社会决定因素,如食品获取的不平等、经济条件限制以及缺乏健康促进资源。例如,食品沙漠和食品沼泽现象在某些地区尤为严重,导致低收入群体难以获得健康食品。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如何通过改善食品供应、降低健康食品价格以及加强社区营养支持,来减少MASLD的发生。此外,针对MASLD患者的健康教育和心理支持也应成为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疾病带来的挑战。

总体而言,MASLD的防治需要综合考虑遗传、环境、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因素。通过多学科协作、政策干预和公众教育,可以有效降低MASLD的发病率,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然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医疗系统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以确保所有人群都能公平地获得预防和治疗资源。此外,随着新药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MASLD的治疗前景正在变得更为乐观,但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推广,以确保这些创新能够真正惠及广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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