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离职”在工作场所的讨论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COVID-19大流行之后(Abdullah和Bangcola,2024)。它指的是员工故意避免承担额外责任,将精力限制在强制性任务上,并逐渐减少对组织的投入(Moisoglou等人,2024)。虽然这种行为常被视为维持工作生活平衡的策略,但证据表明,“默默离职”与工作满意度下降、组织忠诚度降低以及长期离职的可能性增加有关(Geng等人,2026;Moisoglou、Katsiroumpa、Konstantakopoulou等人,2025)。
在医疗行业,护理是受“默默离职”影响最大的职业之一(Tsolaki,2025)。高工作量、轮班制度、低工资以及持续的伦理困境导致护士出现职业倦怠和忠诚度下降(Kelly、Lefton和Fischer,2019;Yi、Chen、Jiménez-Herrera、Gan和Ren,2024)。最近的研究表明,超过60%的护士表现出“默默离职”的倾向(Galanis、Katsiroumpa、Moisoglou等人,2024)。这一趋势不仅对个人福祉构成风险,也影响患者安全和护理质量以及团队合作(Lachman,2016)。根据道德韧性理论,在压力下保持伦理完整性的能力可以抵御“默默离职”等离职行为,从而维持劳动力的参与度(Sexton、Truog、Kelly-Weeder和Loftin,2024)。
在儿科护理领域,这一问题尤为突出。照顾患有危及生命的儿童、与家属进行深入沟通以及处理忽视或虐待案例带来了重大的伦理和情感负担(Talebian、Hosseinnataj和Yaghoubi,2022;Miranda等人,2024)。再加上道德困扰和职业倦怠,这些压力增加了儿科护士“默默离职”的可能性(Kovanci和Atli Özbaş,2023)。据我们所知,这是首次定量研究道德韧性与“默默离职”关系的实证研究,特别是针对面临独特伦理和情感挑战的儿科护士群体。
道德韧性——即在面对伦理挑战时能够建设性地应对并坚持个人和职业价值观的能力——已被确定为防止这些负面结果的关键保护因素(Lachman,2016;Rushton、Schoonover-Shoffner和Kennedy,2017)。具有较高道德韧性的护士报告的职业倦怠程度较低,职业满意度更高(Delgado、Siow、de Groot、McLane和Hedlin,2021;Heinze、Hanson、Holtz、Swoboda和Rushton,2021;Yi等人,2024),并且表现出较低的“默默离职”或离职倾向(Galanis等人,2024;Sezgin,2025)。
尽管现有研究支持道德韧性在缓解职业倦怠和“默默离职”方面的缓冲作用,但大多数证据来自针对普通护理人员的研究。关于具有独特伦理和情感需求的子群体(如儿科护士)的数据仍然不足(Galanis、Moisoglou、Malliarou、Papathanasiou和Kaitelidou,2023)。研究这一子群体中道德韧性与“默默离职”之间的联系可能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白,并为儿科护理实践制定针对性的支持计划。
因此,本研究旨在确定较高的道德韧性是否与儿科护士较低的“默默离职”倾向相关,并评估道德韧性在解释“默默离职”时超出人口统计和职业因素之外的增量变异(ΔR²)。
通过将道德韧性理论与劳动力可持续性概念相结合,本研究为减少离职行为提供了新的见解,这些见解对希望提高护士留存率、保障患者安全以及促进儿科护理领域伦理支持性工作环境的医疗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具有直接意义。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儿科护士的道德韧性与其“默默离职”倾向之间的关系。此外,研究还旨在识别预测“默默离职”的个体、人口统计和职业因素。具体而言,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评估了道德韧性、年龄、性别、居住地、教育水平、护理经验、工作单位以及工作单位的自愿选择对“默默离职”的影响(图1)。
- 1. 儿科护士的道德韧性与其“默默离职”倾向之间是否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关系?
- 2. 人口统计变量(性别、年龄、居住地、教育水平、职业经验、工作单位和工作单位的自愿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预测“默默离职”倾向?
- 3. 在控制人口统计变量后,“总道德韧性得分”的加入能解释多少“默默离职”的变异(R²),其预测能力如何?
- 4. 当同时考虑道德韧性和人口统计及职业变量时,哪个变量是“默默离职”倾向的最强预测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