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对矿产资源需求的持续增长显著推动了采矿活动的扩张[28]、[35]、[90]。目前全球在运营和已关闭的矿山总数估计达到182,344座[112]、[60]、[96]。在中国,1,817座在运营中的矿山和1,473座废弃矿山共同导致了超过4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退化(年退化率超过330平方公里),直接经济损失超过90亿元人民币,间接经济损失超过300亿元人民币[43]、[60]。此外,每年产生的16亿吨以上尾矿持续构成威胁,因为它们可以通过风尘、雨水径流以及长期露天储存期间的溃坝和倾倒等灾难性事件导致周围土壤受到重金属(HMs)的污染[118]、[98]。活跃和废弃矿山持续排放的污染物对区域土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产生了不利影响,引发了多种生态风险[4]、[89]。这些风险包括水生生物(如鱼类和两栖动物)以及节肢动物的多样性下降[2]、[3]、[79]。
有机污染物是采矿尾矿中的主要污染物之一,与重金属(HMs)并存。它们主要来源于矿物加工中使用的浮选剂。这些浮选剂包括捕集剂、起泡剂、改质剂和辅助剂,涵盖了一系列合成化合物。过去100年来,浮选剂的不断发展旨在提高复杂矿石的分离效率[68]、[91]。然而,这种有机浮选剂(OFRs)的创新主要集中在性能提升上,而忽视了其潜在的生态风险[36]、[88]。同时,由于保护商业秘密的需要,用于铅(Pb)、锌(Zn)、铜(Cu)等有色金属硫化物的矿物加工试剂(如BK-301(含有酯类和烷基磷酸盐)、T-610(含有水杨醛肟衍生物)和TZQ-903(含有复合醇))通常用代码而非化学名称表示。这种做法阻碍了分子结构的识别,并使监管工作变得复杂[84]。由此导致的透明度不足,加上这些试剂的多样性和成分不确定性,不仅降低了传统处理方法的效率,还引入了未知的协同毒性和二次污染风险。这进一步妨碍了精确的来源追踪、处理过程的合理设计以及生态修复目标的量化。这种透明度缺失使得OFRs在整个生命周期(合成、储存、应用和排放)中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从而放大了潜在的环境危害[41]。全球每年消耗的OFRs超过100万吨,其中约70%最终在采矿环境中积累[45]、[94]。因此,准确识别和量化矿山中存在的复杂有机浮选剂成为当务之急。
研究表明,某些OFRs及其降解产物由于具有致癌、致畸和致突变特性,对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公共健康构成了重大威胁[32]、[40]、[99]。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重金属在采矿环境中的行为上,对含有OFRs的废水处理及其与金属的复合污染效应的关注有限[1]、[119]、[55]、[56]、[87]。OFRs的分解和转化过程受到pH值、温度、光照暴露和微生物活动等环境因素的影响[76]。重要的是,富含官能团的OFRs具有很强的金属配位能力,通过螯合作用显著促进了铅(Pb)、锌(Zn)和铜(Cu)等重金属在尾矿中的浸出和迁移,形成了OFR-HMs复合污染[121]。在转化过程中,重金属的生物可利用性和生态毒性也可能增强[17]、[88]。吴等人[104]发现,靠近矿山废水排放点的黄原酸盐化合物中有超过90%以金属-黄原酸盐复合物的形式存在。这些复合物可能带来比单一成分更高的生态和健康风险[1]、[119]、[56]、[87]。此外,OFR-HMs复合污染的形成和转化受到多种因素的调控[82]。OFR-HMs复合物的形成改变了OFRs和重金属的环境行为和生物可利用性,产生了具有独特性质的复合污染物,使得风险评估和修复工作变得复杂。因此,仍有几个基本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问题包括缺乏有效的某些OFRs检测方法、亟需明确涉及OFRs和重金属的复合污染的形成和转化机制,以及缺乏对OFR-HMs复合污染的生态风险评估。
本文系统地研究了OFRs的分类、环境危害和污染特性,特别强调了它们的生态风险及其与重金属的潜在复合污染。我们通过物理化学相互作用、环境调控和微生物介导三种基本机制,全面分析了OFR-HMs复合污染的形成、迁移、转化和归趋。基于现有文献,对相关生态风险进行了初步评估。鉴于采矿环境中复合污染的复杂性和危险性,本文确定了关键的研究重点,以加深我们的理论理解,并为实施源头控制技术提供科学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