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医学的宝库中，有两种真菌因其非凡的滋补与恢复活力功效而备受推崇：冬虫夏草（Ophiocordyceps sinensis， 又称虫草）和蛹虫草（Cordyceps militaris， 又称北虫草）。它们及其共有的关键活性成分——虫草素（3'-脱氧腺苷， cordycepin），近年来成为现代生命科学研究的焦点。一篇题为《虫草、蛹虫草和虫草素的多元生物活性：网络药理学与食品药品监管框架整合视角》的综述文章，为我们深入理解这些真菌如何从多靶点、系统层面发挥作用，以及其在全球监管体系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全面的视角。
药用真菌的“适应原”特性与核心成分
冬虫夏草和蛹虫草在中医等传统医学体系中，被用于补益肺肾、增强精力、改善呼吸功能和对抗疲劳。这些广泛的功效与现代“适应原”（adaptogen）的概念不谋而合。适应原指的是一类能够帮助机体非特异性地增强对生理、化学及生物应激的抵抗力，从而维持内环境稳定的物质。
尽管两种真菌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如多糖、甾醇和肽类，但腺苷和虫草素两类核苷备受关注。在中国药典中，冬虫夏草的质量控制以腺苷含量为标准。然而，研究发现，口服腺苷和虫草素的生物利用度均较低，其在血浆中的浓度仅为纳摩尔水平。这引出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如此低的系统暴露量，如何解释观察到的显著生物活性？综述提出，虫草素可能作为一种“触发剂”，以低剂量、激素效应（hormesis）的方式，激活机体内在的适应性应激反应通路，而非通过传统的、高浓度下与单一受体结合发挥药效。
网络药理学揭示的系统级作用机制
为了解开这些真菌多靶点、多功效的奥秘，研究者们广泛应用了网络药理学这一系统生物学工具。通过对37项相关研究的整合分析，一个高度保守的核心作用网络浮出水面。无论针对何种疾病模型（如癌症、肥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冬虫夏草、蛹虫草和虫草素的作用都反复汇聚到几个关键的信号枢纽和通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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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与炎症调控：显著影响核因子κB（NF-κB）、肿瘤坏死因子（TNF）、Toll样受体（TLR）等通路，调节细胞因子产生，这解释了其抗炎和免疫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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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存与代谢：频繁作用于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PI3K-Akt）和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AMPK-mTOR）信号轴。Akt是重要的细胞生存信号分子，而AMPK则是细胞的“能量感受器”，两者共同调控代谢、自噬和应激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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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应激与凋亡：激活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rf2）抗氧化通路，并调节B细胞淋巴瘤-2（Bcl-2）家族蛋白和半胱天冬酶（Caspase）等凋亡相关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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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反应：涉及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通路，与改善高原适应和肺功能相关。
这些通路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共同调控着免疫平衡、能量代谢、线粒体功能、氧化还原稳态和细胞命运。这种对“应激适应核心网络”的多点、温和调制，正是其发挥“适应原”样系统级药理学效应的基础。虽然两种真菌的作用网络高度重叠，但也各有侧重：冬虫夏草的研究更多关联肺、肾疾病及缺氧适应；而蛹虫草，特别是其高含量的虫草素，则在抗癌、免疫激活方面的机制更为突出。
临床证据：疗效与局限并存
在临床层面，多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支持冬虫夏草在特定领域的辅助治疗价值。例如，在慢性肾病和接受透析的患者中，补充冬虫夏草制剂与改善血清肌酐、尿素氮、减少蛋白尿等替代终点相关。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中，则观察到肺功能指标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此外，在健康老年人、运动员及长新冠（Long COVID）所致疲劳人群中，一些研究也报告了其提升运动耐力、减轻疲劳感的益处。
然而，综述也客观指出了当前临床证据的局限性。多数试验规模较小、周期短，且主要在中国进行。研究方法学质量参差不齐，普遍存在盲法实施不严格、安慰剂对照不足等问题。更关键的是，市售产品（多为发酵菌丝体制剂）在菌种、制备工艺、成分标准化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导致研究结果难以直接比较和外推。因此，尽管显示出积极的疗效信号，但现有证据距离满足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关于“公认药用”植物药的严格标准（如长期在欧盟使用的历史、高度标准化的制剂、基于硬终点的强有力证据）仍有差距。
监管鸿沟：东西方范式的碰撞
文章花费相当篇幅探讨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为何“抗炎”是全球监管机构接受的声称，而“抗应激”、“抗疲劳”或“适应原”在欧洲却难以获得认可？这背后是东西方医学与监管哲学的根本差异。
以欧盟为例，其监管体系建立在“疾病-治疗”的还原论框架上。一种物质要被定义为“药”，必须有明确针对的、已被定义的疾病状态，并显示出在特定病理机制上的干预作用。炎症因其明确的病理过程、可测量的生物标志物和已知的药理靶点，符合这一范式。然而，“应激”和“疲劳”在欧盟监管者看来，更多是正常的生活体验或主观感受，而非界限清晰的疾病实体。旨在提升整体恢复力、增强适应能力的“适应原”概念，因其系统性和情境依赖性，难以被纳入现有的、针对单一靶点或通路的监管分类中。
相比之下，亚洲传统医学体系（如中医、阿育吠陀医学）本就秉持整体观，将健康视为机体各系统动态平衡与适应外界变化的能力。因此，“补气”、“扶正”、“恢复力”等概念是其核心，适应原样物质在其中自然有其位置。美国则在膳食补充剂监管上相对灵活，允许“结构-功能”声称，为类似产品提供了市场空间。
展望：迈向“恢复力支持生理调节剂”的监管创新
面对这一监管困境，综述并未止步于批评，而是提出了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建议在现有框架内，建立一个名为“恢复力支持生理调节剂”（Resilience-Supporting Physiological Modulators， RSPMs）的新类别。这类产品明确不声称预防或治疗疾病，而是专注于支持健康个体在应激后的生理恢复、维持内环境稳态和增强适应能力。其功效可通过一系列客观指标来评估，例如：皮质醇等应激激素的恢复动力学、运动耐力测试、特定免疫细胞比例或细胞因子平衡、以及上述网络药理学揭示的关键通路生物标志物变化等。
这一提议旨在架起一座桥梁，既尊重并利用欧洲在安全性、标准化和证据严谨性方面的监管优势，又吸纳东方医学在系统平衡和功能提升方面的智慧。它要求科学界开发更精细的、能捕捉系统恢复力的生物标志物和临床终点，也为未来基于系统生物学理念的健康产品研发与评价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冬虫夏草、蛹虫草和虫草素的故事，不仅是关于两种神奇真菌的药理作用，更是关于现代科学如何用网络药理学等工具解读传统智慧，以及全球监管体系如何应对“系统级”健康干预理念带来的挑战。它们的存在提醒我们，健康不仅是无病，更是机体面对内外变化时，所展现出的强大恢复力与适应力。而科学和监管的使命，或许正是为这种力量寻找更准确的度量衡和更合理的支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