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AIDS）不仅是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其伴生的心理困扰（如抑郁、焦虑）也同样不容忽视。对于HIV感染者（People with HIV, PWH）而言，心理困扰是阻碍其坚持治疗、影响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而在中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HIV感染者心理困扰的普遍程度甚至更高。同样值得关注的是，那些为感染者提供长期照护和支持的家庭成员，也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研究表明，在家庭成员中，心理困扰及相关负面体验的发生率也相当可观。
造成这种普遍心理困境的一个重要推手，便是HIV相关的污名。尤其是内化污名 ，即感染者因自身感染状态而产生的自我否定、羞耻等负面信念，会直接侵蚀个体的心理健康。有趣的是，污名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感染者本人。与感染者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即便自身未感染，也可能因“连带”而感受到关联污名 ，这种因与污名化个体关联而体验到的羞耻或自责，同样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在重视家庭观念的中国文化背景下，感染者与家庭成员之间情感与行为的相互影响尤为紧密，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对子 ”。一个人的痛苦，很可能“传导”给另一个人。
然而，过往的大多数研究都只从个体内部视角出发，探讨污名如何影响个人心理，少有研究从“对子 ”互动的层面，系统分析感染者与家庭成员双方的污名、心理资源如何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彼此的心理状态。这其中，心理弹性 作为一种关键的个体心理资源，被认为是帮助人们应对逆境的重要能力，它可能在污名与心理困扰之间扮演“缓冲垫”或“中介者”的角色。但这种中介作用是否也在“对子”间存在，即一方的污名是否通过影响另一方的心理弹性，进而影响其心理困扰？这个问题尚不明确。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一项发表在《AIDS and Behavior》上的研究，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HIV感染者及其家庭成员。研究者们从相互依赖理论 出发，提出了一个“行动者-伴侣相互依赖中介模型 ”，旨在探究在感染者-家属对子中，内化污名如何通过心理弹性的中介，分别对自身（行动者效应）和对方（伴侣效应）的心理困扰产生影响。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更深入地理解家庭系统内的心理机制，其发现也为开发针对感染者家庭的、更有效的心理支持干预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为了开展这项研究，研究人员在2023年10月至12月期间，从中国广西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的两个城市和九个县，招募了800对HIV感染者及其家庭成员。所有参与者都完成了包含人口学特征、内化污名、心理弹性和心理困扰等维度的标准化问卷调查。核心的分析方法是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框架下的行动者-伴侣相互依赖中介模型，以检验个体内部及对子间的路径关系，并使用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研究结果揭示了以下重要发现：
1. 样本特征与变量差异
参与研究的800对感染者-家属中，感染者平均年龄较大，大部分居住在农村地区，且主要通过性途径感染。家庭成员中，绝大多数为直系亲属。统计分析显示，感染者的内化污名水平显著高于其家庭成员，而心理弹性水平则显著低于家庭成员。双方的心理困扰水平无显著差异。
2. 变量间的关联
相关分析表明，感染者和家庭成员的内化污名、心理弹性及心理困扰得分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提示对子双方在这些心理体验上具有一致性。此外，感染者自身的心理困扰与其内化污名正相关，与自身心理弹性负相关。
3. 行动者-伴侣效应模型分析
通过拟合行动者-伴侣相互依赖中介模型，研究发现了复杂的个体内与对子间路径。
• 行动者效应 ：对于HIV感染者，其内化污名 不仅直接正向预测心理困扰 ，还通过降低自身的心理弹性 间接导致更高的心理困扰，即心理弹性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对于家庭成员，其关联内化污名 能直接正向预测自身的心理困扰，但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 伴侣效应 ：发现了显著的间接伴侣效应。家庭成员的关联内化污名 会显著负向预测感染者的心理弹性 ，进而正向预测感染者的心理困扰 。这意味着，家庭成员因关联而感到的羞耻或自责，可能会“消耗”或影响感染者本人的心理抗压能力，从而间接加剧感染者的心理痛苦。同时，感染者的内化污名 也会负向预测家庭成员的心理弹性 。
结论与讨论部分 对上述发现进行了深入阐释。本研究证实了内化污名对感染者及其家庭成员心理健康的直接损害作用，强调了将家庭成员纳入污名干预范畴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研究首次在感染者-家属对子中验证了心理弹性的中介机制 ，特别是在伴侣效应 层面：家庭成员体验到的关联污名，会通过削弱感染者的心理弹性资源，间接加剧后者的心理困扰。这揭示了家庭系统内部心理痛苦的“传染”路径——一方的污名感可能通过侵蚀另一方的心理韧性来施加影响。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强烈提示，针对HIV感染者的心理健康促进项目，需要从传统的个体中心模式转向以家庭为中心的模式 。干预措施不应只瞄准感染者个人的污名与弹性，还需将家庭成员纳入进来，双管齐下。例如，通过家庭会议、联合心理咨询等方式，帮助整个家庭共同应对污名压力，学习有效的沟通与支持技巧，协同提升双方的心理弹性。这种“对子干预 ”策略，可能比单独干预感染者或个人更有效，因为它切断了污名在对子间恶性传导的路径，并能激发家庭内部的积极支持力量，从而更有效地缓解双方的心理困扰，提升整体福祉。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如横断面设计无法断定因果关系、样本均来自广西一省可能限制结果的普适性、主要依赖自评量表等。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纵向追踪、扩展样本地域范围、结合更全面的心理评估工具以及纳入更多形式的污名（如感知污名、 enacted污名）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尽管如此，当前研究无疑为理解HIV污名在家庭语境下的复杂心理机制提供了新颖而有力的证据，为开发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家庭支持干预项目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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