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评估无人机系统对野生动物影响的“因素-响应-后果”框架:一项系统综述

时间:2026年4月19日
来源:Dr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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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综述了无人机(UASs)在自然环境中应用时对野生动物的干扰风险,提出了“因素-响应-后果”(F–R–C)系统分析框架。该框架将飞行参数、野生动物的行为与生理反应及生态后果联系起来,为制定物种和情境特异性的飞行方案、推动循证的无人机任务规划与生态影响评估(EIA)提供了概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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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天空中的“不速之客”
无人机系统(UASs,俗称“无人机”)正日益成为生态监测、精准农业和紧急响应等领域的得力工具。然而,这些空中来客在收集高分辨率数据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野生动物的不速之客,引发意想不到的干扰。从高空掠过的身影到旋翼发出的独特噪声,无人机如何影响鸟类、哺乳动物乃至海洋生物的行为、生理乃至种群生存?这已成为生态学家、保护生物学家和无人机工程师共同关心的紧迫问题。尽管相关研究自2015年以来迅速增长,但证据分散、报告标准不一,难以转化为可操作的指导原则。为此,本文通过系统综述39项研究,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因素-响应-后果”框架,旨在梳理无人机与野生动物互动的复杂脉络。
核心框架:因素、响应与后果的联动
理解无人机对野生动物的干扰,需要将其视为一个系统性的过程,而非孤立的观察。本文提出的“因素-响应-后果”框架,正是为了描绘这一过程的完整链条。
  • 因素:干扰的“开关”
    哪些因素会触发野生动物的反应?这包括了可操控的操作因素和生物与环境情境因素
    操作因素的核心是飞行参数。飞行高度是关键,低于50米(AGL)的飞行会显著增加鸟类惊飞概率。接近角度同样重要,垂直俯冲接近方式模仿了猛禽的捕食动作,几乎总是引发强烈反应,而水平接近在相同最低高度下干扰则小得多。无人机的声学特征(噪声频谱)和飞行速度与悬停时间也塑造了干扰的强度与范围。有趣的是,更重的无人机并不一定更吵,而悬停姿态通常产生最大的声压级。
    情境因素则像“调节器”,改变了上述操作因素的作用效果。物种与其敏感度是首要变量,鸟类(尤其是小型、群居或领地性强的种类)和大型陆地哺乳动物(如大象)通常更敏感。繁殖状态与年龄至关重要,繁殖期的个体或幼体往往反应更强烈。栖息地类型也有影响,开阔环境中的动物通常表现出更长的逃跑距离和更高的敏感性。此外,环境背景噪声(如风声、同类叫声)能掩盖无人机噪音,从而降低其侵扰性。
  • 响应:看得见的行为与看不见的“心跳”
    当无人机来临,动物会作何反应?响应可分为行为和生理两个层面。
    行为响应最为直观,包括惊飞、攻击无人机、发出警报声、弃巢以及改变移动模式等。一项基于网络视频的分析显示,鸟类最常见的反应是攻击(占案例的62%),而陆地哺乳动物最常见的是逃跑(45%)。
    生理响应则揭示了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波澜。研究发现,即使动物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行为扰动,其心率也可能急剧升高,压力激素(如皮质酮)水平可能上升。例如,对美洲黑熊的研究记录到,无人机飞越时其心率每分钟飙升超过120次,而熊却看似镇定。同样,在帝企鹅的繁殖地,孵卵的成鸟行为变化不大,但心率监测却显示了压力反应。这警示我们,仅凭行为观察可能会严重低估无人机的真实影响。不过,直接进行生理监测的研究目前还很少(39项研究中仅有3项),且物种间差异巨大,有些物种(如普通绒鸭、考拉)在特定条件下并未测到显著的生理反应。
  • 后果:从瞬时扰动向生态涟漪的扩散
    短暂的干扰会带来长远的后果吗?这是评估无人机影响生态安全的核心,但也是当前证据最薄弱的环节。
    短期后果包括区域回避——动物暂时离开被干扰的区域,这可能打断它们的觅食、育雏等关键活动。繁殖影响尤其令人担忧,即使是短暂的离巢,也可能导致鸟蛋过热或冷却,增加被捕食的风险,甚至直接导致弃巢。在敏感的繁殖期,重复干扰会消耗亲鸟的能量储备,降低雏鸟的存活概率。
    长期生态后果关乎种群存续,如栖息地置换(动物被迫长期迁至次适宜生境)和种群数量变化。然而,由于研究周期短、跟踪困难,目前几乎没有实证研究能直接证实无人机干扰导致了种群水平的 demographic 后果(如繁殖成功率、存活率的长期下降)。这是未来研究需要填补的最大空白之一。
关键发现与前沿议题
  • “隐形”压力与部分可观测性问题:生理响应独立于行为响应而存在的现象,意味着仅依靠肉眼观察的监管指南可能存在盲区,无法保障真正的“生态安全”。这凸显了多模态(行为+生理)监测的重要性。
  • 习惯化:是敌是友? 部分物种(如大象、某些水鸟)在经历多次低强度无人机暴露后,反应会减弱,表现出习惯化。这为在某些监测场景中合理使用无人机带来了希望。然而,习惯化并非普适规律,有些物种几乎不习惯,甚至在高压下可能出现敏感化(反应加剧)。习惯化的程度和速度因物种、个体及干扰性质而异。
  • 从固定缓冲区到动态飞行包线:证据表明,一刀切的固定安全距离(如统一的100米限高)并非最佳策略。有效的管理应转向物种与情境特异性动态飞行包线,综合考虑当时当地的物种、繁殖状态、栖息地等多种因素来调整飞行参数。
  • 走向数字化与工程化整合:F–R–C框架的价值不仅在于分类,更在于其工程可翻译性。它将操作参数定义为可量化的工程输入,将动物响应定义为可观测的状态变量,将生态后果定义为可计算的成本函数。这为开发数字孪生仿真环境提供了概念基础,未来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模拟和优化飞行任务,在无人机路径规划算法中直接嵌入“最小化干扰”的生态约束目标,从而实现从预防性原则到模型辅助的循证决策的跨越。
结论与展望
无人机在野生动物研究与保护中的应用是一把双刃剑。本文通过F–R–C框架系统梳理现有证据,揭示了干扰过程的复杂性与系统性。未来,为了更负责任地使用这项技术,需要在五个方向优先开展研究:1)开展长期研究,追踪干扰对种群生存力(繁殖、存活)的实际影响;2)拓宽研究类群,弥补当前对哺乳类、爬行类、两栖类等证据的严重不足;3)标准化飞行参数报告,为数据整合与 meta 分析铺平道路;4)推广行为与生理相结合的多模态监测;5)研究新兴因素,如无人机电磁场、集群飞行的影响。最终目标是通过一个系统性的认知框架,推动无人机技术向着对野生动物更友好、更智能的方向发展,实现数据获取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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