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员指出，全球范围内人与野生动物关系（Human–Wildlife Relationships, HWRs）正随生态动态与社会价值的变化而发生转变，常引发争议。为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共存，亟需厘清HWRs变迁的驱动机制。南非地区兼具生物多样性丰富、景观破碎化显著、人类活动强度递增的特征，集中体现了全球HWRs的复杂性，为开展多元、在地化的HWRs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本研究基于“变革性变化的三大交织维度”框架，构建了包含野生动物群落动态、人类结构、人类认知与人类实践四类驱动因子的概念模型，并将其应用于南非农村地区及开普敦城市-海洋交界带的九个典型案例，解析新型疾病暴发、新型捕食事件、治理改革、媒体叙事、替代性野生动物产品与军事化保护如何重塑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感知、价值评判与互动模式。九个案例验证了四类驱动因子的作用，并揭示了野生动物工具价值、关系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变迁路径：部分案例中HWRs因工具价值下降而改变，如狂犬病导致南非毛皮海豹（Arctocephalus pusillus）攻击行为增加、虎鲸（Orcinus orca）捕食致使大白鲨（Carcharodon carcharias）迁出、仿豹（Panthera pardus）毛皮替代真毛皮使用以及博茨瓦纳狩猎禁令实施；另一部分案例中HWRs则因关系价值提升而转变，如纪录片《我的章鱼老师》引发的情感共鸣、“塞西尔狮”事件引发的公众关注，以及南非私有土地野生动物所有权政策调整。该框架可为预测与应对HWRs变迁提供工具支撑，强调干预措施需兼顾HWRs的情感、象征与制度维度，并结合具体情境设计。研究进一步指出，需深化对HWRs多样性、动态性与驱动机制的认知，以构建更具包容性与适应性的决策、沟通、公众参与及冲突调解机制，推动争议空间内的人与野生动物共存。
1 引言
当前野生动物管理争议持续加剧， anthropogenic影响强度上升与人与野生动物关系（HWRs）价值取向分化是核心诱因。传统堡垒式保护与人类主导自然的理念仍存，但保护范式已逐步向“自然为人类”“人与自然共生”等多元价值框架演进，共情式保护、共生式保护等新思潮进一步拓展了相关讨论边界。南非地区野生动物多样性高、景观破碎化显著、人口城镇化进程快且对自然资源依赖度高，不同行动者（社区、管理机构、经营者、私有土地主、城市居民）对野生动物的价值认知、风险感知与利益诉求差异显著，导致狩猎管制、捕食者恢复、城市野生动物管理等议题争议频发，集中反映了全球保护治理的博弈特征。HWRs变迁受野生动物群落动态与人类结构、认知、实践四类因子共同驱动：前者改变物种分布与行为，后者塑造人类的区位选择、感知与行为模式，二者共同决定人与野生动物的相遇频率与互动方式，且媒体与技术发展正不断拓展远程、中介化的HWRs形态。本研究在IPBES（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变革性变化评估提出的“三大交织维度”基础上，新增野生动物群落动态维度，构建整合生态-社会-制度过程的HWRs驱动概念框架，填补了现有研究对多维度驱动机制整合不足的理论空白。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响应《人与自然博客》“人与自然的多元关系”专题邀约开展的整合综述，未涉及人与动物新数据收集，无需伦理审批。研究将HWRs变迁定义为野生动物感知、价值评判或互动模式的转变，采用跨学科视角，选取南非农村与开普敦地区的九个争议性案例，覆盖四类驱动因子各两个案例，并增设一个融合四类因子的狒狒案例。案例证据来源于政府报告、非政府组织文件、媒体报道与同行评议文献，结合Muradian和Pascual的HWRs类型学（利用型、疏离型、监护型）与自然的价值分类（工具价值、关系价值、内在价值）开展分析，图表由Canva与Inkscape制作。研究人员同时说明自身学科背景（动物学与保护生物学）与立场偏向可能对框架构建产生的影响。
3 野生动物群落动态驱动的HWRs变迁
野生动物群落动态涵盖物种组成、丰度与种间互作的变动，可由入侵物种、疾病、环境变化、关键种扰动等生态过程驱动，通过改变人与野生动物的相遇频率与性质重塑HWRs。本研究选取开普敦海域两个案例：一是2023年南非毛皮海豹暴发狂犬病，为鳍足类动物首次大规模感染记录，疾病导致海豹攻击行为上升，使得观海豹旅游收入下降（工具价值降低）、公众恐惧情绪增强（关系价值受损）、保护机构管理负担加重（监护角色转向风险防控）。二是虎鲸捕食导致大白鲨迁出开普敦海域，直接造成鲨鱼笼潜旅游业收入损失，同时游泳者与冲浪者的被捕食风险感知下降，海洋休闲活动参与度回升，鲨鱼观测项目的运作模式也随之调整。
4 人类认知驱动的HWRs变迁
人类认知受既有叙事与媒介传播深刻影响，进而塑造互动行为。研究选取两个媒介驱动的认知变迁案例：一是纪录片《我的章鱼老师》（2020）通过情感化叙事构建人与章鱼的拟社会关系，推动开普敦海带林浮潜旅游需求上升，游客从疏离状态转向主动寻求与章鱼的互动，章鱼的工具价值、关系价值与内在价值同步提升，同时也暴露出娱乐消费与当地章鱼捕捞业的价值张力。二是“塞西尔狮”事件（2015）经新闻与社交媒体放大，引发全球公众对 trophy hunting伦理的广泛讨论，推动国际舆论转向野生动物保护优先，提升了狮子的关系价值与内在价值，但局部地区狩猎从业者与相关社区的经济收益（工具价值）受损，凸显了远程媒介关系对在地HWRs的重构作用。
5 人类实践驱动的HWRs变迁
人类日常行为直接改变野生动物行为与分布，进而影响HWRs。研究选取两个南部非洲农村案例：一是Panthera组织为Shembe教会提供仿豹毛皮，替代传统仪式中使用的真豹毛皮，在保留文化象征意义（关系价值稳定）的同时降低了豹的猎杀压力，部分地区豹种群随之恢复，体现了文化适配创新对HWRs从攫取型向监护型转型的推动作用。二是犀牛角非法贸易催生“绿色军事化”保护模式，克鲁格国家公园护林员的工作重心从生态监护转向准军事反偷猎，面临高风险与心理创伤，周边社区与保护的物理、心理距离拉大，而偷猎者则将犀牛视为高经济价值商品，同一物种的HWRs在不同群体中呈现极端分化。
6 人类结构驱动的HWRs变迁
治理结构通过权利配置与规则制定塑造HWRs。研究选取两个政策变迁案例：一是博茨瓦纳2014—2019年全面狩猎禁令，虽回应了国际动物福利关切，但导致农村社区失去狩猎相关就业与收入，人与野生动物冲突上升，社区对野生动物的归属感与工具价值、关系价值同步下降，政策放宽后又引发国际游客抵制，凸显自上而下政策的多维影响。二是南非1991年《猎物盗窃法》将围栏内特定野生动物所有权赋予私有土地主，推动土地利用从畜牧业向野生动物养殖转型，约2000万公顷土地转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土地主对野生动物的工具价值、关系价值与监护意愿显著提升，但也带来外来物种引入、生境破碎化等生态风险。
7 驱动因子的时空交互作用
四类驱动因子并非独立发挥作用，而是存在复杂的交互效应。以开普敦与农村地区的狒狒HWRs为例：城市扩张、食物资源可及性提升与天敌缺失（结构、实践层面）驱动狒狒种群增长，增加了人狒相遇频率；不同居民群体对狒狒的价值认知差异（认知层面）导致管理实践分化——城市禁止射杀但采用驱赶与移除措施，农村则允许持证猎捕；动物权利团体的舆论施压（认知与实践交互）又导致官方管理指南执行滞后，进一步加剧人兽冲突。这表明单一维度的干预难以破解复杂争议，需采用变革性情景规划等参与式方法，推动多利益相关方的认知转变与协同策略形成。
8 未来展望
面对日益复杂的HWRs，需采用适应性、整合性治理路径，协同考量野生动物群落动态与IPBES提出的变革性变化三大维度。研究结合IPBES六大变革性变化路径（结构性、系统性、赋权、内在转型、知识共创、科学与技术），为每个案例匹配了针对性干预策略：如博茨瓦纳狩猎政策需优化配额设置与利益共享机制，仿豹毛皮推广需结合宗教领袖支持与文化教育，狒狒冲突治理需依托多利益相关方参与式规划，犀牛反偷猎需加强护林员金融素养培训与福祉保障，狂犬病防控需应用疫苗与风险监测技术，媒介传播可借助情感叙事培育亲自然保护态度。现有研究对部分新兴HWRs变迁的科学记录仍显不足，未来需进一步深化驱动机制的时空交互规律、远程关系影响与多元价值整合治理研究，为全球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