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测量各类潜在气溶胶生成医疗操作过程中的气溶胶产生情况，明确此类气溶胶是否携带可能威胁医护人员安全的病毒和（或）细菌病原体。设计：观察性研究。场所：三级学术医疗中心。患者：便利抽样选取接受以下任一操作的成人患者：拔管、支气管镜检查、机械通气、无创通气、吸痰、雾化药物给药（Nebulized Medication Administration, NMA）、痰诱导、鼻咽拭子采集或气管切开换药。方法：采用4台气溶胶表征仪器检测气溶胶特征（粒子质量、数量、粒径）；对比基线期与操作期的平均测量值，识别各类型操作相关的气溶胶粒子变化。使用SKC BioSampler进行病毒与细菌病原体回收。同时回顾临床数据，分析可能影响病原体回收的患者特征。结果：在93次采样操作中，仅NMA与痰诱导的基线期与操作期测量值差异显著；单次拔管操作的个别粒子测量值呈小幅升高。248份BioSampler标本中均未检出呼吸道病毒，尽管其中39次操作的患者近期临床标本呼吸道病毒检测呈阳性。32份标本（13%）细菌培养呈阳性，均为常见的皮肤/环境污染物或上呼吸道微生物群。结论：本研究中仅NMA与痰诱导观察到显著气溶胶生成。未从医疗操作产生的气溶胶中回收得到病毒病原体，仅检出极少量细菌。上述数据提示，部分被列为“气溶胶生成”的操作可能对医护人员造成的感染风险较低。
该研究发表于《Antimicrobial Stewardship》，针对长期以来医疗场景中“气溶胶生成操作（Aerosol-Generating Procedures, AGPs）”的感染传播风险争议展开实证分析。既往感染防控指南多基于2003年SARS、2009年H1N1流感及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病例报告，将气管插管、支气管镜等操作列为AGPs，要求医护人员佩戴颗粒物防护口罩，但这类推荐缺乏直接的环境采样与病原体活性证据。现有研究多聚焦空气病原体核酸检出，无法区分死活病原体，且对气溶胶的物理特征量化不足，导致防护策略的科学性长期存疑。为此，研究人员开展前瞻性观察研究，旨在量化9类常见操作的粒子生成特征，并验证气溶胶中是否存在可传播的活病原体，为精准调整感染防控措施提供依据。
研究采用多仪器联合监测与生物采样结合的设计，样本来自1272张床位的三级学术医疗中心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93例成人操作，优先纳入近7天呼吸道病毒检测阳性的患者。关键技术方法包括：第一，气溶胶物理表征：使用P-Trak超细粒子计数器、SidePak AM520个人气溶胶 mobility 光谱仪、AeroTrak便携式粒子计数器与空气动力学粒径谱仪，同步检测粒子数浓度（个/cm³）、PM2.5质量浓度（mg/cm³）、肺泡沉积表面积（μm²/cm³）及0.5–20 μm粒径分布，采样点距患者约0.9米。第二，病原体回收：采用SKC BioSampler（液体冲击式生物气溶胶采样器）采集3英尺处空气样本，前期同步采集6英尺处对照，后期因无差异仅采近源样本；病毒检测结合核酸扩增（Biofire FilmArray呼吸道 panel）与细胞培养验证活性，细菌检测行常规培养与药敏分析。第三，临床数据关联：通过电子病历收集患者合并症、用药史、症状与防护级别等信息，使用REDCap系统管理数据。
研究结果按章节呈现如下：
气溶胶表征数据显示，仅NMA与痰诱导操作出现粒子参数的大幅升高——两类操作的粒子质量浓度中位数增幅均超过1000%，粒子数与表面积沉积亦显著高于基线，且粒径分布未出现偏移，仍以中小粒子为主。其余操作（包括支气管镜、吸痰、机械通气等）的粒子参数与基线无显著差异，仅单次拔管操作的粒子数与表面积呈小幅升高。连续通气操作的粒子特征与整体基线一致，提示无额外气溶胶生成。
病原体回收数据显示，全部248份标本均未检出呼吸道病毒核酸，即便39份标本来自近7天临床病毒检测阳性的患者，其中17份对应流感感染者，病毒培养也全为阴性。细菌培养阳性率为13%，所有菌株均为皮肤或环境常见定植菌，无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 VRE）等耐药菌，与患者进行接触隔离的指征无关。
临床图表回顾显示，93次操作对应82例患者，73%为住院患者，平均采样时间为入院后6.3天。40%的患者近7天呼吸道病毒检测阳性，38%处于多重耐药菌接触隔离状态。病毒阳性患者中67%采样前接受过抗病毒治疗，91%使用过抗生素，64%使用过全身激素，且采样多在症状出现9.3天后进行，晚于病毒载量高峰窗口。
讨论与结论部分指出，本研究首次在真实临床场景中同时完成AGPs的气溶胶物理表征与活病原体检测，核心发现为多数常规操作未产生显著气溶胶，仅含雾化步骤的NMA与痰诱导会升高环境中的粒子浓度，但这些粒子主要为逃逸的药物或生理盐水，未携带可传播的活病原体。阴性结果可能与采样时机偏晚、患者已接受抗感染治疗、BioSampler对小粒子捕获效率有限等因素有关。研究结论明确：当前部分AGPs的强化呼吸防护依据不足，医疗机构可基于实证数据优化防控资源分配，避免过度防护。但研究未覆盖COVID-19相关病原体，且低频操作样本量不足，仍需后续研究补充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