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锻炼对中国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坚毅经由同伴关系与希望的调节式中介模型

本研究考察了坚毅是否在中国大学生体育锻炼与幸福感之间的关联中，对同伴关系与希望的序列中介效应发挥调节作用。主要目标是生成初步经验证据，以期为旨在提升新兴成年期希望水平与心理健康（psychological wellbeing）的干预策略开发提供参考。参与者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multistage stratified sampling）策略招募，随后在所选院系内对全部符合条件的学生实施普查式数据收集。最终样本为508名本科生。数据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5.0、AMOS 23.0 和 PROCESS 宏（Version 4.2）进行分析。分析程序包括描述性统计、信度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测量模型评估，以及采用 PROCESS Model 83 并结合自助法（bootstrapping）的调节式中介分析。结果得到两项主要发现。第一，体育锻炼、坚毅、同伴关系、希望与幸福感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第二，在体育锻炼通过同伴关系与希望影响幸福感的路径中，坚毅表现出显著的条件间接效应。具体而言，在较高坚毅水平下，该条件间接效应更强，表明坚毅会放大体育锻炼与幸福感之间的正向关联。这些发现为不断增长的坚毅研究文献提供了初步证据，揭示了其在积极心理过程模型中的增强作用。坚毅并非仅作为保护性缓冲因素发挥作用，而是似乎能够强化连接健康促进型行为、人际资源与认知—情绪资源的有益路径，最终促进中国大学生的幸福感。

该论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Psychology》，聚焦中国大学生幸福感形成机制这一积极心理学与发展心理学交叉议题。研究背景在于，大学阶段处于新兴成年期，学生面临学业压力上升、社会关系重组与身份认同建构等关键发展任务，幸福感作为对生活的认知—情感性评价，不仅是发展结果，也是防止适应不良的重要保护因素。因此，识别能够提升大学生幸福感的行为、社会与人格因素，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既有研究虽已发现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psychological wellbeing）之间存在稳定正相关，但相关解释多停留于直接效应或简单中介层面，对于体育锻炼如何通过人际关系与认知—动机资源共同作用于幸福感，尚缺乏整合性阐释。与此同时，已有文献提示同伴关系可促进生活满意度与复原力，希望（hope）与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而坚毅（grit）可能影响个体从行为参与与社会经验中获益的程度，但将这些变量置于同一调节式序列中介框架中加以检验的研究仍较缺乏。

在理论上，研究以社会整合理论（social integration theory）为核心基础，强调有意义的人际联结对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在大学情境中，同伴关系是社会整合的重要来源，体育锻炼又常发生于同伴互动场域，因此体育锻炼可能通过改善同伴关系进而提升幸福感。进一步地，希望理论（Hope Theory）指出，希望由目标导向的能动性（agency）与路径思维（pathways）构成，是一种关键的认知—动机资源。研究据此认为，支持性的同伴关系不仅直接关联幸福感，还可能通过增强个体的目标追求信念与路径规划能力来提升希望，最终促进幸福感。基于此，论文提出：同伴关系与希望并非彼此平行的解释因素，而更适合作为一个前后衔接的序列中介链条加以理解。除此之外，研究还引入坚毅作为边界条件。作者认为，坚毅具有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属性，不宜被视为中介变量，而更适合被理解为调节变量，用以界定体育锻炼转化为同伴关系及后续心理收益的强弱程度。结合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中对人际和谐、社会联结与群体凝聚的强调，研究认为同伴关系、希望与幸福感之间的联系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可能尤其紧密，因此有必要在本土文化语境下开展整合检验。

研究方法方面，研究采用横断面问卷设计，并遵循观察性研究报告规范（STROBE）。样本通过中国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的多阶段分层抽样获得：先选省份，再随机抽取城市、高校与院系，最终对入选院系学生实施普查式调查。共发放55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保留508份有效样本，有效率为92.4%。测量工具包括身体活动等级量表-3（PARS-3）、坚毅量表、同伴关系量表、希望量表和幸福感量表。统计分析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5.0、AMOS 23.0 及 PROCESS 4.2，依次完成描述统计、信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EFA）、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共同方法偏差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并以 PROCESS Model 83 和5,000次自助抽样检验坚毅调节下的序列中介效应；样本来源为中国五所高校各1个院系的本科生。

研究结果部分可按原文小标题概括如下。

4.1 Measurement model
研究首先检验各量表的测量学属性。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总体支持预设结构，KMO 值介于0.764–0.930，Bartlett 球形检验均达到显著水平。坚毅与同伴关系支持二因子结构，并经二阶 CFA 证实一阶因子可显著负载于高阶构念；希望与幸福感则表现为单维结构。各模型拟合指标达到可接受标准，说明测量模型结构效度良好。收敛效度与信度总体获得支持，复合信度（CR）为0.88–0.96，多数平均方差提取量（AVE）高于0.50，仅体育锻炼略低，但在其作为行为指数而非反映式潜变量的设定下被认为可以接受。Cronbach’s α 与 McDonald’s ω 均超过0.70，说明量表具有较好内部一致性。

4.2 Common method bias test
由于研究采用自陈式问卷，作者进一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 CMB）。程序控制上，研究保证匿名性，并随机呈现项目顺序。统计检验中，Harman 单因子检验显示首因子解释总方差的32.09%，低于50%的经验阈值。随后引入共同潜在因子（Common Latent Factor, CLF）后，模型拟合虽略有改善，但标准化因子载荷及主要结构路径系数并无实质变化。此外，完全共线性检验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介于1.095–1.462，均明显低于3.3。综合来看，研究认为共同方法偏差不足以实质性威胁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4.3 Correlation between main variables
在主要变量相关分析中，体育锻炼、坚毅、同伴关系、希望与幸福感大多呈显著正相关。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希望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最高（r = 0.721，p < 0.01），提示希望可能是最接近幸福感的认知—动机决定因素。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80，说明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偏度与峰度亦处于可接受范围，支持后续参数统计分析的适用性。这一结果为进一步开展中介与调节式中介检验提供了基础性证据。

4.4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of peer relationship
核心模型检验采用 PROCESS Model 83，控制性别、年龄和年级后，考察坚毅是否调节体育锻炼经由同伴关系与希望影响幸福感的间接路径。结果显示，在预测同伴关系的模型中，体育锻炼对同伴关系具有显著正向作用（B = 0.097，p < 0.001），坚毅本身也与同伴关系显著正相关（B = 0.222，p < 0.001）。更重要的是，体育锻炼与坚毅的交互项达到显著（B = 0.104，p < 0.001），且交互带来的解释率增量显著（ΔR² = 0.020，p < 0.001），说明坚毅确实调节体育锻炼到同伴关系这一路径。条件效应分析进一步表明：在低坚毅水平（−1 SD）时，体育锻炼对同伴关系的正向作用并不显著；在平均水平与高坚毅水平（+1 SD）时，该作用显著增强。Johnson–Neyman 分析显示，当坚毅高于−0.391时，体育锻炼对同伴关系的效应显著，该范围覆盖约76.2%的样本。也就是说，坚毅越高，学生越可能把体育锻炼带来的参与经验转化为更积极的同伴关系。

在后续路径中，同伴关系显著正向预测希望（B = 0.403，p < 0.001），说明较好的同伴关系与更高希望水平相关；体育锻炼对希望也存在较小但显著的正向作用（B = 0.081，p < 0.05）。在最终预测幸福感的模型中，希望对幸福感具有强显著正向作用（B = 0.789，p < 0.001），同伴关系也显著正向预测幸福感（B = 0.138，p < 0.01）。然而，体育锻炼对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不显著（B = 0.010，p > 0.05），提示其作用主要通过间接机制实现。整体模型可解释幸福感54.4%的变异（R² = 0.544，p < 0.001），显示出较强解释力。

在条件间接效应层面，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希望→幸福感的链式间接效应随坚毅水平而变化：低坚毅水平下该间接效应不显著；平均与高坚毅水平下均显著，且坚毅越高，间接效应越强。调节式中介指数为0.033，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010, 0.061]，不包含0，表明调节式序列中介效应成立。换言之，坚毅不仅与积极适应相关，而且会放大体育锻炼通过人际与认知—动机资源促进幸福感的有益路径。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扩展了青年发展与幸福感研究，对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希望、坚毅和幸福感之间的综合联系提供了整合性证据。首先，结果强调希望在幸福感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希望与幸福感之间表现出最强相关，这与希望理论相符，即高希望个体更能维持目标导向的动机并生成实现目标的路径，从而获得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与积极情绪。其次，体育锻炼与幸福感并非主要表现为直接联系，而是更多经由同伴关系和希望这一“关系—认知动机”链条发挥作用，呈现“仅间接中介（indirect-only mediation）”特征。再次，坚毅并不只是简单保护因子，而是充当边界条件：高坚毅个体更可能持续参与体育和社会活动，从而更充分地累积同伴资源与希望资源，并最终转化为更高幸福感。

作者同时指出，研究结论需放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情境下理解。在强调人际和谐与社会联结的文化中，同伴关系对幸福感的作用可能更为突出，希望也更可能根植于关系支持系统之中。因此，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希望与幸福感之间的联动在中国大学生中可能尤其紧密。实践意义在于，高校若要提升学生幸福感，不应仅停留于倡导锻炼本身，而应设计嵌入同伴互动的群体性运动方案，并结合目标设定与反馈机制，以促进希望发展；同时，也应关注低坚毅学生，为其提供更多持续参与的支持条件。

研究结论可译为：本研究构建并验证了一个整合性框架，用以解释体育锻炼、同伴关系、希望与幸福感之间的联系，并凸显了坚毅的条件性作用。研究表明，行为参与主要通过关系性路径与认知—动机路径影响幸福感，而非通过直接效应发挥作用。该发现有助于更细致地理解新兴成年期的心理健康（psychological wellbeing）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