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与目的：代谢相关（功能障碍）性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fatty liver disease，MAFLD）患者常合并多种疾病，相较于其他肝病，其医疗成本呈上升趋势。目前澳大利亚关于MAFLD管理支出的数据有限，本研究旨在评估专科MAFLD门诊患者的医院相关成本及成本预测因素。
方法：研究人员对2017年1月至2020年12月澳大利亚墨尔本某MAFLD门诊的成人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同时纳入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患者作为对照以提供疾病背景参照。研究按专科、医院场景及纤维化分期分类分析直接医疗利用与成本，采用多变量泊松回归识别医疗利用增加的独立预测因子，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识别医疗成本的独立预测因子。
结果：共纳入310例MAFLD患者与261例CHB患者，中位随访时间分别为1.93年与4.06年（P<0.001）。MAFLD患者中进展期纤维化/肝硬化（F3-4）占26%，CHB患者中占9%，两组该人群分别占总支出的54.9%与18.2%。MAFLD患者住院率高于CHB患者（6.1% vs 0.4%，P<0.001），住院成本占比亦更高（48.3% vs 0.8%，P<0.001）。MAFLD成本的独立预测因子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P<0.01）、心血管疾病（P=0.04）及F3-4（P<0.001），F3-4同时也是肝相关门诊预约与放射学检查的独立预测因子（两项P均<0.001）。
结论：MAFLD门诊患者的最高医疗相关成本来自住院，其中F3-4预示着不成比例的高经济负担。研究结果揭示了MAFLD中代谢合并症与肝病进展的关联，凸显了优化资源配置的一体化诊疗模式的研究缺口。
这篇发表于《Internal Medicine Journal》的研究聚焦代谢相关（功能障碍）性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fatty liver disease，MAFLD）的医疗成本特征，针对当前澳大利亚MAFLD经济数据匮乏的现状，通过三级诊疗多学科门诊的真实世界数据分析，明确了成本驱动因素与预测因子，为卫生资源分配提供了关键证据。
研究背景方面，慢性肝病已成为澳大利亚及全球范围内的医疗挑战，代谢综合征与肥胖流行推动MAFLD负担持续上升。MAFLD被定义为存在超重/肥胖、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或至少两项代谢风险异常的肝脏脂肪变性，是代谢综合征的肝脏表现，常与T2DM（31%–32%）、肥胖（60%–80%）、高血压（13%–50%）及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8%–28%）合并存在。澳大利亚MAFLD粗患病率估计达37%–47%，且随肥胖趋势同步增长。现有国际研究显示MAFLD经济负担沉重，英国模型研究估算其年度医疗成本在低、高患病率场景下分别达23亿与42亿英镑，包含直接、间接及健康损失成本；美国队列数据显示F3-4患者年均医疗成本为4397美元，显著高于F0-2患者的629美元。但澳大利亚本土缺乏针对MAFLD直接医疗利用与成本的具体数据，尤其缺少专科门诊层面的成本结构分析，这限制了卫生决策的资源规划。
研究人员开展的是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样本来源于2017年1月至2020年12月墨尔本一家三级转诊中心的专用MAFLD门诊，纳入310例成人单一病因MAFLD患者，同时选取同期261例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患者作为对照——CHB作为经典慢性肝病，其长期监测与管理指南稳定，可提供疾病背景参照。关键技术方法包括：通过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vibration-controlled transient elastography，VCTE）判定纤维化分期，将患者分为无纤维化至显著纤维化（F0-2）与进展期纤维化/肝硬化（F3-4）；从电子病历中提取所有与MAFLD及其代谢综合征关联、肥胖并发症或实体恶性肿瘤相关的直接医疗利用与成本数据，按门诊、住院、放射学等场景及肝病、心血管病、肿瘤等专科分类；采用多变量泊松回归分析医疗利用的预测因子，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成本的独立预测因子，所有成本按2021年日历日通过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标准调整通胀，以澳元（AUD）呈现。
研究结果部分，基线人口学特征显示MAFLD患者年龄更大（平均53.13岁 vs 48.48岁，P<0.001），白人占比更高（70.65% vs 28.74%，P<0.001），超重/肥胖比例显著更高（97.05% vs 54.93%，P<0.001），且代谢综合征相关合并症（T2DM、高血压、血脂异常、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心血管疾病等）患病率均显著高于CHB组，调整后的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CCI）更高（3 vs 1，P<0.001）。MAFLD患者中76.13%完成有效VCTE检查，中位肝脏硬度测量值（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LSM）为6.8千帕（kPa）（四分位距4.9–10.6 kPa），28.05%存在进展期纤维化/肝硬化，高于CHB组的12.11%（P<0.001）。
肝纤维化分析显示，MAFLD患者中12例基线F0-2者在随访期间进展为F3-4，总进展期纤维化/肝硬化患病率达26.1%；而CHB组无基线F0-2者进展为F3-4，仅8.8%基线即为F3-4。两组合并F3-4的共同预测因素包括高龄、T2DM、高血压、慢性肾病及更高的调整后CCI。
门诊利用分析表明，MAFLD患者肝门诊预约率略高于CHB患者（每年2.49次 vs 2.10次，P<0.001），差异主要来自F0-2亚组（2.37次 vs 2.08次，P=0.005），F3-4亚组无显著差异；多变量泊松回归显示仅随访期间存在F3-4是肝门诊预约总数的独立预测因子（发病率比1.28，95%置信区间1.17–1.39，P<0.001）。CHB患者肝相关放射学检查率显著高于MAFLD患者（每年1.96次 vs 0.92次，P<0.001），差异同样来自F0-2亚组，F3-4亚组无显著差异；放射学检查的独立预测因子包括CHB诊断、年龄、亚洲族裔及F3-4存在（发病率比1.46，95%置信区间1.29–1.64，P<0.001）。此外，MAFLD患者还因心血管病、肿瘤、外科等疾病就诊于其他专科，产生额外门诊利用。
住院利用分析显示，MAFLD患者住院率显著高于CHB患者（6.13% vs 0.38%，P<0.001），住院原因涵盖外科、肝病、心血管病、肿瘤等，其中外科住院占用床日最多，其次为心血管病与肝病住院；CHB组仅1例因肝病住院，住院4天。
成本分析表明，MAFLD患者总直接医疗成本为1,186,448.87澳元，CHB患者为1,049,725.98澳元。成本构成上，MAFLD患者48.34%的成本来自住院，而CHB患者82.40%的成本来自门诊；MAFLD成本分布于肝病（43.51%）、心血管病（12.76%）、肿瘤（11.48%）、外科（16.45%）及其他（15.79%）多个领域，CHB成本则98.79%集中于肝病相关。进展期纤维化/肝硬化（F3-4）的MAFLD患者虽仅占26.1%，却承担了54.90%的总成本，而CHB组中F3-4患者仅承担18.24%的总成本。多变量线性回归显示，MAFLD总成本的独立预测因子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心血管疾病及F3-4（模型1与模型2中P均<0.05）。
讨论部分指出，MAFLD患者的医疗成本以住院为核心驱动因素，这与CHB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MAFLD的多系统疾病负担——抗病毒药物已有效降低CHB的肝硬化与肝癌进展风险，而MAFLD尚无等效病因治疗，且常伴随多器官并发症。研究强调，仅6%的MAFLD患者发生住院，却贡献了近半数成本，凸显了减少住院对控制医疗负担的关键意义，而一体化诊疗模式已被证实可降低慢性病住院率，应纳入MAFLD管理策略。此外，F3-4作为成本与资源利用的核心预测因子，提示需优化风险分层：F3-4患者应保留在专科肝病学服务管理，F0-2患者可通过基层医疗结合无创纤维化评估（如Fibrosis-4指数联合VCTE的两步算法）进行管理，以减轻专科门诊压力。研究局限性包括单中心设计、未纳入社区医疗成本及转诊选择偏倚，但仍是澳大利亚首个提供MAFLD专科门诊成本结构 granular 数据的研究。
结论部分总结：专用MAFLD门诊的患者直接医疗相关成本较高，主要由住院驱动，且集中于进展期纤维化/肝硬化人群。这一发现对MAFLD发病率上升及进展期慢性肝病并发症增加的背景下，临床与经济层面的资源规划具有重要警示意义，未来需探索初级与三级预防结合的策略，以降低住院率并延缓肝纤维化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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