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集约化农业生态系统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背景下，理解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Green Agricultural Behavior）至关重要。中国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和乡村振兴的进程，使得可持续耕作的行为机制研究日益受到关注。研究人员以寿光市的小规模蔬菜种植者为对象，考察了政策规制（Policy Regulation，外部因素）与环境感知（Environmental Perception，内部因素）如何影响其绿色生产行为（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研究人员对358户小农户进行了结构化问卷调查，并使用基于Bootstrap中介分析的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对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环境感知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最强，而政策规制同样能促进这些实践，并通过感知间接塑造这些行为。通过整合制度维度和认知维度，该研究完善了集约化农业生态系统内可持续农业的行为模型，并为微观层面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因素提供了见解。结果强调，基于证据的政策执行，以及以农户为中心的培训与沟通，对于维持土壤和水质等关键农业生态系统服务（Agroecosystem Services）、改善农村福祉和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至关重要。
论文解读：从政策规制到环境感知——解释小农户蔬菜种植者的绿色农业行为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向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转型的背景下，可持续蔬菜栽培已成为生态可持续性、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缓解以及保护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如土壤肥力、水质和病虫害调控）的核心议题。中国作为蔬菜和蔬菜生产大国，蔬菜种植长期是农村生计的基石。然而，以山东寿光为代表的集约化蔬菜生产区域在取得高产出（如寿光蔬菜产量占全国比重极高，拥有超4万公顷种植面积和15.7万个蔬菜大棚）的同时，也面临作物多样性有限、土壤退化、农户环保意识薄弱以及因过量农用化学品投入导致的严重非点源污染等可持续性挑战。尽管中国政府自2015年以来通过“中央一号文件”等建立了涵盖绿色生产技术推广、废弃物处理补贴和农机更新的全面绿色农业政策制度体系，但证据表明政策影响并不均衡，小农户从激励型工具中受益较少，执法缺口依然存在，一些环境有害做法在监管限制下仍持续发生。现有研究往往将政策支持和认知因素分开探讨，对感知在“政策-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检验不足，且较少考虑小农户与大农户异质性差异。为此，研究人员开展了此项研究，旨在揭示外部政策规制与内部环境感知如何共同驱动小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该论文发表于《Cogent Food & Agriculture》。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定量研究设计，数据来源于2025年4月至5月在山东寿光市进行的实地问卷调查。样本选取采用分层抽样策略，涵盖了文家、孙家集、洛城、古城、稻田、纪台、田柳等7个主要蔬菜产区，以确保反映生产系统多样性及农户资源、政策接触和可持续性挑战的异质性。共计发放问卷370份，回收有效问卷358份（有效率97%）。研究使用SmartPLS 4.1.1.4软件，通过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分析政策规制、环境感知与绿色生产行为之间的直接及中介效应，并采用5000次Bootstrap抽样检验路径系数的稳健性。
研究结果
引言（Introduction）
研究人员指出，在集约化农业系统中，可持续性结果不仅取决于投入、基础设施或法规，还取决于农户如何感知环境风险以及如何在日常生产决策中响应政策信号。寿光案例显示，尽管技术革新和政策改革迅速扩展，但小农户面临资本有限、机械化水平低和先进技术获取受限等结构性约束，导致绿色生产实践采用不均，环境绩效滞后。
理论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
研究人员整合了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和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MT）。制度理论从宏观层面分析外部政策环境（规制、规范和认知-文化压力）如何塑造行为；TPB解释了政策如何被感知、内化和转化为行为结果（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PMT则通过威胁评估（严重性和易感性）和应对评估（反应效能和自我效能）丰富了环境感知的认知结构，解释不确定性下的保护性行为。
假设提出（Hypothesis Development）
研究人员提出假设H1：政策规制不仅直接正向影响小农户蔬菜种植者的绿色生产行为，还通过环境感知产生间接正向影响。政府培训、监督、补贴和处罚不仅是规制工具，也是增强风险意识、修正错误认知并强化感知效益和自我效能的认知干预。
方法（Methods）
测量模型中，绿色生产行为通过农膜回收、有机肥施用和节水灌溉技术3个指标测量；政策规制通过参与政府绿色生产技术培训、农药使用监管和绿色生产补贴3个指标测量；环境感知通过参与环境改善保护生态环境、增进健康和改善村庄视觉质量3个指标测量，均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种菜年限和年收入，未进行SEM路径估计，仅用于样本描述。
结果（Results）
测量模型：所有潜变量的Cronbach’s α高于0.6，组合信度（CR）高于0.7，平均方差提取（AVE）高于0.5，项目载荷均超过0.7，VIF低于5，满足信效度要求。区分效度通过交叉载荷、Fornell-Larcker准则和HTMT（均低于0.90）确认。同源方法偏差（CMB）通过全共线性VIF（低于5）和Harman单因子测试（首个因子解释方差43.742% < 50%）排除。
结构模型：环境感知的R2为0.176，绿色生产行为的R2为0.654；Q2分别为0.154和0.534（>0），SRMR为0.066（<0.08），模型拟合良好。效应量（f2）显示环境感知对行为的影响大，政策规制呈中小等影响。
假设检验：政策规制显著正向预测环境感知（β=0.420, p<0.001）和绿色生产行为（β=0.332, p<0.001）；环境感知显著正向预测绿色生产行为（β=0.611, p<0.001）。间接效应显著（β=0.257, 95%CI [0.149, 0.386]），占总效应的43.6%，为部分中介效应。
讨论（Discussion）
研究人员讨论认为，尽管政策规制有显著作用，但环境感知的影响更强，表明仅靠规制措施不足以带来持久行为改变，除非农户完成认知内化。政策规制主要通过补贴、监控和培训等执行机制促进绿色实践，但规制效应的相对有限暗示了合规型方法的局限性；而环境感知作为最强预测因子，与PMT一致，即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显著增强亲环境行为。即便在寿光高度规制和技术先进的环境中，感知仍优于规制，挑战了“更强制度执行必然超越认知因素”的假设，表明规制更多作为最低合规门槛，而内在认知动机决定了采用的强度和持续性。中介分析揭示政策规制通过环境感知间接影响行为，说明政策工具作为感知变化的触发器比作为独立执行措施更有效。此外，农户异质性（如小农户面临更高成本、信息获取有限）意味着统一政策可能无意中偏爱大规模农户并扩大不平等，忽视异质性会高估统一政策影响并削弱小农系统韧性。
结论（Conclusion）
研究人员总结，可持续农业行为是外部治理和内部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政策规制是绿色生产的关键外部刺激，但除非同时改变农户的感知和态度，否则影响有限。环境感知是行为最强最直接的预测因子，其中介作用表明从政策到实践的路径是间接的，通过塑造意图和信心等心理机制运作。农业可持续转型不能仅依赖合规和激励；政策规制虽鼓励绿色实践，但当其同时塑造环境感知、风险意识和自我效能时影响最大。针对集约化农业生态系统的有效治理应结合有力执法和目标财政支持与参与式推广、本地化沟通和示范项目（强调生态和家庭效益）。这对面临更多采纳障碍且可能被“一刀切”政策忽视的小农户尤为重要。加强外部治理和内部动机将有助于保护土壤水质、生物多样性和农村福祉，促进更公平和韧性的农业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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