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族裔—种族少数青年成人而言，每日族裔—种族歧视（ethnic–racial discrimination）的发展性变化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仍缺乏充分研究。基于加拿大165名亚洲大学生的双波次每日日记数据（每个波次30天；女性占67%；波次1时平均年龄（Mage）＝18.11岁，标准差（SD）＝0.94），本研究考察了大学一年级与三年级期间，每日族裔—种族歧视与内化问题之间日水平关联的变化，以及每日同伴支持——文化社会化（cultural socialization）、偏见准备（preparation for bias）和一般社会支持（general social support）——的调节作用。多层结构方程模型（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SEM）显示，在个体内水平（within-person level）上，波次1中每日族裔—种族歧视与当日内化问题增加显著相关（B＝1.35，95% CI [0.99, 1.71]），但在波次2中该关联不显著（B＝0.57，95% CI [−0.05, 1.19]）。在波次1中，每日同伴文化社会化（B＝−0.84，95% CI [−1.65, −0.03]）与偏见准备（B＝−1.21，95% CI [−2.09, −0.27]）均可缓冲歧视与内化问题之间的关联；然而，这些模式在波次2中未被观察到。这些发现强调，大学一年级是一个脆弱时期，在此阶段，每日暴露于族裔—种族歧视可能损害族裔—种族少数学生的心理健康。同伴文化社会化与偏见准备在这一时期可作为有效缓冲因素。高等教育机构应优先推进相关干预，培育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同伴支持系统，以帮助为一年级族裔—种族少数学生创造包容且肯认性的环境。
本文发表于《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围绕族裔—种族歧视（ethnic–racial discrimination）对亚洲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日常影响及其发展性变化展开研究。研究背景在于，既有文献已反复证明歧视经历会损害青少年与青年人的心理健康，但关于这种影响如何在青春晚期向成年早期过渡过程中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大学转换阶段如何表现，仍缺乏高密度纵向证据。加拿大作为多元族裔社会，亚洲群体遭遇族裔—种族歧视的风险较高，而大学新生又处于身份发展、社会网络重组与环境适应的关键时期，因此有必要考察歧视与心理健康之间的日水平联动机制，并进一步识别何种同伴支持可以在日常层面发挥保护作用。研究人员据此聚焦加拿大亚洲大学生，检验大学一年级与三年级期间，每日族裔—种族歧视与内化问题（internalizing problems，包括情绪问题与同伴问题）之间的关系是否发生变化，并考察同伴文化社会化、偏见准备与一般社会支持的缓冲效应。研究结论表明，歧视对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在大学一年级更为显著，而到大学三年级这种日水平关联不再显著；同时，具有族裔—种族针对性的同伴支持，特别是文化社会化与偏见准备，在一年级能够有效削弱歧视与内化问题之间的联系。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歧视压力过程置于发展转衔与日常同伴情境中考察，突出了大学第一年的高风险性，并为高校面向族裔—种族少数学生构建文化敏感型同伴支持体系提供了证据依据。
研究方法方面，研究人员从加拿大西部一所大型大学的纵向项目中抽取165名亚洲大学生样本，其中波次1采集于2019年秋季大学第一学期，波次2采集于2022年春季大学三年级。每一波次均先完成基线调查，随后连续30天进行每日问卷。研究采用每日歧视、同伴文化社会化、同伴偏见准备、同伴社会支持及内化问题测量，并控制研究天数、工作日/周末、前一日内化问题以及年龄、性别、国际学生身份、家庭结构、父母教育等协变量。统计分析使用多层结构方程模型（MSEM）与贝叶斯估计，并通过潜在交互项检验波次差异及同伴支持的调节效应；缺失数据则在贝叶斯框架下通过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CMC）方法处理。
Ethnic–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over time 研究首先检验每日族裔—种族歧视与内化问题之间的关系是否随时间变化。结果显示，在总体个体内水平上，日歧视与当日更高的内化问题显著相关，说明当学生某一天经历高于其个人平均水平的歧视时，其当天也更容易出现更多内化症状。然而，歧视与波次之间存在显著交互，提示这种日水平关联具有时间异质性。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在波次1，即大学一年级阶段，日歧视显著预测当日内化问题升高；而在波次2，即大学三年级阶段，该关系不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歧视经历对心理健康的即时影响在大学适应初期最为突出，随后呈减弱趋势。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peer support over time 在确认歧视—内化问题关联存在波次差异后，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波次检验同伴支持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在波次1中，若个体某日经历更多歧视且同日感受到更低的一般同伴社会支持，其内化问题更高。更重要的是，同伴文化社会化与同伴偏见准备虽然对内化问题的主效应并不显著，但二者均与歧视存在显著交互。也就是说，在同伴提供更多文化社会化或偏见准备的日子里，歧视与内化问题之间的正向关系减弱，体现出明显的缓冲效应。相比之下，一般同伴社会支持并未显著调节歧视对内化问题的影响，这意味着一般情感支持不足以专门抵消歧视带来的心理负担，而更具文化与族裔针对性的支持形式更为关键。
First year in university 讨论部分首先强调大学一年级的特殊脆弱性。研究结果与大学转衔理论一致，表明初入大学阶段是身份探索、归属建立与社会网络重组并行发生的时期，学生对于外界评价与排斥更为敏感，因此日常族裔—种族歧视更容易转化为即时的心理困扰。研究人员指出，一年级学生尚未充分建立支持系统，更容易在遭遇歧视时表现出内化问题升高。与此同时，同伴文化社会化与偏见准备在这一阶段具备明确保护作用，提示同伴围绕文化传统、身份认同与可能偏见进行的交流，可帮助学生理解并应对歧视经历，降低其心理损耗。一般同伴社会支持虽可直接关联较低的内化问题，但并未发挥针对歧视的缓冲作用，进一步突出了族裔—种族特异性支持的重要性。
Third year in university 对于大学三年级，研究发现日歧视与内化问题的关联已不显著，而个体平均歧视水平并未显著下降，因此这种减弱并不意味着歧视暴露本身减少。原文指出，学生可能在大学后期逐渐形成了更成熟的应对资源，从而降低了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即时冲击。与此同时，波次2数据采集于疫情后返校时期，该阶段伴随着对反亚裔种族主义更高的社会关注以及高校心理健康资源的扩展，但这些背景因素在本研究中并未被直接测量，因此原文仅将其作为可能解释，并明确提示应谨慎解读。此外，波次2样本量下降也可能限制了检验效能。
Limitations and implications 研究还系统讨论了局限。首先，样本仅来自一所亚洲学生比例较高的加拿大高校，外部效度有待在不同族裔构成院校中验证。其次，国际学生在波次2中的流失率较高，可能影响样本代表性与统计效能。再次，研究将亚洲学生作为总体处理，未区分华裔、韩裔、印度裔等亚群体，因此无法揭示群体内部差异。第四，内化问题的日水平个体内信度相对有限，尤其在波次2，可能削弱了对细微日常关联的探测能力。第五，每日歧视事件基线发生率较低，也限制了个体内变异。第六，同伴文化社会化与偏见准备在人际间水平上相关较高，提示二者在个体稳定特质层面存在较大重叠，未来可考虑更精细的测量建构或建立更高阶的同伴族裔—种族社会化因子。最后，研究未直接纳入COVID-19疫情相关扰动变量，无法明确评估返校背景对结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