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塞拜疆拥有可观的可再生能源潜力，但其能源系统仍由石油和天然气主导。这给能源转型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谜题：为何一个具备较强可再生资源禀赋且作出正式政策承诺的国家，在迈向低碳能源系统的进程中进展有限？本文考察历史、制度和政治经济因素如何塑造阿塞拜疆能源转型的速度与方向。基于定性案例研究，分析依托与阿塞拜疆国家、企业、第三部门、专家及学生受访者开展的61次半结构化访谈，并辅以文件分析。研究人员认为，阿塞拜疆转型缓慢不能仅用苏联遗产解释，而是反映了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能源政治(Energopolitical)体制的持续再生产——其中政治权威、经济战略及公众预期仍围绕碳氢化合物基础设施、收入和制度紧密组织。分析识别出维持碳锁定(Carbon Lock-in)的四个相互强化机制：第一，集中化和垂直一体化的能源治理对可再生能源实施造成官僚障碍；第二，财政对碳氢化合物的依赖及既有基础设施的沉没成本持续将投资、专长和政治注意力导向化石燃料；第三，反复的机构重组和碎片化的职能授权制造不确定性，为非正式治理实践影响政策实施留下空间；第四，以碳氢化合物为核心的国家叙事、补贴电价及国家中心主义预期削弱了自下而上要求快速变革的压力。本文通过展示碳锁定如何在国家——而非仅私营化石燃料既得利益者——是体制持久性核心的后社会主义攫取主义(Extractivist)语境中运作，对能源转型研究作出贡献，并指出阿塞拜疆实现有意义的能源转型不仅需要新目标和外部技术支持，更需要深层次的政治与制度变革。
论文解读——《Beyond the Soviet Legacy: Energopolitics, Extractivism, and a Durable Carbon Lock-in in Azerbaijan》（发表于《Energy Research》）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阿塞拜疆技术可开发可再生能源潜力约27,000 MW（主要为太阳能23,000 MW和风能3,000 MW），且受《巴黎协定》及与西方合作等内外部压力推动，政府也制定了到2030年减排35%等目标并出台多部可再生能源战略文件。然而，其一次能源消费和发电量仍有约90%—98%来自原油和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占比仅约2.2%。这种"高潜力—低实效"的反差构成典型研究谜题(puzzle)。传统解释常归因于苏联(Soviet)遗留的体制惯性与老旧基础设施，但研究人员指出该视角将历史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静态化为"残余物"，忽视了独立后国家主动重构石油中心体制的动态过程。阿塞拜ian自19世纪即存在石油攫取主义(extractivism)逻辑，苏联时期被高度现代化(high-modernist)工业强化，1991年后通过"世纪合同(Contract of the Century)"等制度重新配置而非废除。因此本研究核心问题是：历史因素如何形塑阿塞拜疆能源转型的性质、方向与速度？研究人员主张其缓慢转型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能源政治(energopolitical)体制"成功再生产的后果，并通过实证识别四个互锁机制解释持久性碳锁定(carbon lock-in)。
二、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采用质性案例研究设计，以阿塞拜疆为全国案例。数据来源于2022年2月至8月在线开展的61次半结构化访谈，覆盖五类利益相关者——国家行为体（化石能源部门4人、可再生能源部门6人、非能源部门2人）、非国家行为体（第三部门10人、企业部门12人）、专家（22人）、学生（5人），采用标准抽样结合滚雪球抽样选取。访谈经NVivo软件进行两轮主题编码（演绎—归纳结合），将开放式编码整合为聚焦编码并形成机制陈述。辅以文件分析，包括阿塞拜疆政府能源与环境战略文件（见表1所列国家方案与路线图）、法律法规（如202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利用法》）、SOCAR及国有电力公司组织架构文件、世界银行/IEA/透明国际等二次数据源进行三角互证。对敏感议题（非正式治理、庇护网络）仅当跨组重复出现且有三方证据支撑方作为机制报告。
三、研究结果
（1）4.1 The energopolitical state: Centralised management and bureaucratic lock-in（能源政治国家：集中管理与官僚制锁定）
通过对能源治理架构与受访者陈述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尽管2021年出台可再生能源相关法律并与Masdar、Equinor等开展公—私合作(PPP)/独立发电商(IPP)项目，但许可审批仍须经垂直一体化国企（SOCAR——国家石油公司、Azerenerji——发电输电、Azerishiq——配电）及多部委碎片化管理。苏联式高度集权的官僚层级被重新嵌入后社会主义攫取体制，形成制度性锁定(institutional lock-in)：权责分散制造多重否决点(veto points)，拖延可再生能源项目落地，保护化石燃料既得利益。结论：集中化国家垄断与垂直一体化SOE是energeopolitics的组织内核，并非被动遗产而是主动维护碳氢化合物优先性的制度设计。
（2）4.2 The primacy of fossil fuels（化石燃料的首要地位/碳锁定）
结合宏观经济数据与受访者叙述，1992—1994年危机作为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促使政府依靠油气收入恢复财政，1994年"世纪合同"带来外资与长期生产承诺。当前油气占GDP约40%（最高估46.5%）和出口90%以上，形成强经济路径依赖；明盖切尔(Mingachevir)火电厂等苏联基础设施仍在服役，苏联时期地球物理与工程知识仍用于现今勘探。巨额沉没成本(sunk costs)与不断递增的回报(increasing returns)——资金、技术专长、国际关系——自我强化对化石燃料的投资偏向，挤占可再生能源资本与政治注意力。结论：经济—基础设施双重碳锁定(carbon lock-in)由历史选择巩固，并由攫取主义体制持续再生产。
（3）4.3 Institutional (in)stability and informal governance（制度[不]稳定性与非正式治理）
文件梳理显示可再生能源主管机构（国家替代与可再生能源署SAARES）历经2009年设立、2013年改组、2019年重组、2020年重建等反复变动，致职责不清、战略执行断层。47位受访者提及庇护—委托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资源自由裁量分配、监督薄弱与腐败，这些非正式实践与正式法规并行运作，可绕过或重塑正式程序以保障攫取利益优先于可再生能源承诺，尤其在SOCAR与国家能源部目标不一致时产生执行摩擦却无实质偏离化石路线。结论：形式机构不稳定叠加非正式治理构成平行治理逻辑，助使能源政治(energopolitical)体制在表面改革下延续。
（4）4.4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hydrocarbon culture" and public support（制造同意："碳氢化合物文化"与公众支持）
分析电价补贴政策（居民电价含增值税约0.084 AZN/kWh，低于经济成本）、国家叙事（油气为民族身份与国力象征）及Caucasus Barometer调查数据，研究人员指出低电价与石油民族主义弱化公众对激进转型的需求——民众视短期用能可负担性高于环境议题（失业与贫困列首要关切）。公众参与(procedural justice)受限，"同意"由物质依赖与象征框架共同"制造(manufactured consent)"。此动态具分配与程序不公(distributive and procedural injustice)：隐性补贴挤占本可用于社会保护或清洁基建的公共资源，长期环境代价由全社会承担。结论： hydrocarbon-centred 叙事加补贴电价削弱自下而上转型压力，完成碳锁-in的社会—文化维度。
四、讨论与结论（翻译浓缩）
研究人员总结，阿塞拜疆能源转型迟滞不是过渡"失败"而是以国家为中心之能源政治(energopolitical)体制成功再生产的结果，该体制根植于前苏联就已存在并被苏维埃高强度现代化(high-modernist)放大的攫取主义(extractivist)逻辑，并于1991年后经重构形成持久碳锁定(carbon lock-in)，通过四大互锁机制运作——（1）国家行政核心与垂直一体化SOE集中的制度架构（bureaucratic lock-in）；（2）油气财政依赖与苏联遗留基础设施及沉没成本造成的经济—物质碳锁定；（3）反复机构重组伴随非正式治理实践保障攫取利益优先；（4）以碳氢化合物民族叙事与化石电价补贴"制造同意(manufactured consent)"弱化公众变革诉求。
本文贡献为三方面：首先扩展能源转型文献至后社会主义攫取语境，表明锁定代理人可为国家级行为体与国企而非仅私营化石巨头；其次推进后社会主义研究，论证苏联制度作为可被重构的组织形式而非静态残留；第三引入"制造同意"为能源不公(energy injustice)与碳锁定关联机制。研究人员强调真正转型需超越技术与外部援助，触及政治—制度深层变革——明确机构权责、减少碎片化许可、提升可再生能源投资与并网规则透明度、配合保障弱势群体的电价/补贴改革——方能松动四大互锁机制。近期2021年可再生能源法与外资IPP/PPP项目可能产生局部制度杂交(hybridisation)，但是否突破或仅兼容现体制(enclave greening)有待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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