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患儿从儿科重症监护室（PICU）转出至普通病房后，父母因照护环境和角色发生剧烈变化而经历显著的迁移性应激（relocation stress），然而缓解该应激的内在机制尚缺乏深入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讨照护准备度（care preparedness）在社会支持与PICU转出患儿父母迁移性应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为制定精准护理干预以提高父母照护准备度提供实证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选取广州市某三级甲等专科医院212名PICU转出患儿的父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家庭迁移性应激综合征量表（Family Relocation Stress Syndrome Scale, FRSS，总分范围17–85分，得分越低表示迁移性应激水平越高）、照护准备度量表（Care Preparedness Scale, CPS，总分范围0–32分，得分越高表示准备度越好）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总分范围12–66分，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进行评估。运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索变量间的关系，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法（5000次重抽样，95%置信区间）检验照护准备度的中介效应。总效应指社会支持对迁移性应激的整体影响，包括直接效应和通过照护准备度中介的间接效应。结果：父母的迁移性应激得分为60.25±8.10分，社会支持得分为42.36±7.31分，照护准备度得分为24.19±6.44分。迁移性应激与照护准备度呈中等程度正相关，与社会支持呈弱正相关（较高的社会支持和准备度伴随较低的应激水平），社会支持与照护准备度呈弱正相关。照护准备度在社会支持与迁移性应激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占总体效应的29.3%。结论：照护准备度是PICU转出患儿父母社会支持影响迁移性应激的重要中介环节。临床实践中，医护人员应系统评估父母的社会支持水平，提供针对性的结构化过渡期护理教育，注重提升其照护准备度，从而有效缓解迁移性应激。
本研究发表于《Patient Preference and Adherence》，旨在探讨照护准备度在社会支持与PICU转出患儿父母迁移性应激之间的中介作用，为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研究背景方面，根据Meleis过渡理论（Transitions Theory），迁移性应激被视为一种情境性过渡。在过渡阶段，期望、知识与技能水平、环境以及情绪状态等因素均可能影响个体，使其易于面临过渡风险。对于PICU中的患儿而言，转往普通病房是疾病恢复过程中的关键转折点。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大多数PICU患儿在病情稳定后均可转至普通病房继续治疗。然而，在转出过程中，父母的照护环境、主要照护者角色以及照护强度均发生显著变化，常面临照护能力不足和心理准备不充分等问题，从而引发迁移性应激——即个体从熟悉环境转向新环境时可能出现的生理或心理紊乱状态。迁移性应激可导致家庭成员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使其怀疑自身的照护和决策能力，进而可能影响疾病预后。社会支持作为重要的外部资源，在降低PICU转出患儿父母应激水平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人际互动中从他人或社会群体获得的物质与心理援助，已被证实能有效缓解各类照护人群的应激水平。对于PICU转出患儿的父母而言，医护人员的专业指导有助于其掌握照护技能，家庭成员的照护协助可减轻身心负担，亲友的情感支持则能缓解负面情绪，这些均能增强其应对挑战的能力并减轻应激反应。然而，社会支持并不能直接缓解迁移性应激，其效果往往取决于照护者接收和转化外部资源的能力。依据Meleis过渡理论，过渡过程中知识与技能水平影响适应结果，而照护准备度作为一种知识技能储备，可能充当社会支持与迁移性应激之间的中介变量。照护准备度指照护者在转入照护角色前，在知识、技能、心理状态和资源可用性方面的准备程度，具体体现在理解患儿病情和康复需求、熟练掌握居家照护操作、以及应对突发状况的信心等多个维度。社会支持是提升照护准备度的重要前提，而准备度的改善又能直接减轻迁移性应激。当父母对照护做好充分准备时，面对环境过渡相关的挑战会感受到更强的掌控感，从而减少由不确定感和无助感引发的应激反应。目前研究多聚焦于社会支持与迁移性应激的直接关系，或单独探讨照护者准备度对患儿照护结局的影响，尚无研究系统分析三者之间的内在机制。基于Pearlin应激过程模型，外部资源需经由个体的认知和能力相关转化才能发挥缓冲效应，而照护准备度恰好反映了个体对自身知识、技能和心理准备的自我评估，与该中间转化环节高度契合，为构建整合三者的模型提供了关键理论基础。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所有数据均通过自陈问卷收集，变量测量具有主观性，父母填答时可能受当时情绪状态、回忆偏倚或社会赞许效应影响，导致共同方法偏误。其次，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尽管基于理论构建中介模型，但无法完全控制潜在混杂因素（如父母人格特质、既往照护经验、患儿病情严重程度等），亦无法建立变量间的因果顺序。第三，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所有参与者均来自广州市单一三级甲等专科医院，且母亲占比过高（87.7%），限制了研究结果的外推性。第四，社会支持作为整体变量进行分析，未深入探讨其不同维度（如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是否通过不同机制影响照护准备度和迁移性应激。
本研究验证了Meleis过渡理论和Pearlin应激过程模型在该研究背景中的适用性：外部社会支持资源需经由个体内部的知识、技能和心理准备（即照护准备度）转化，方能有效缓解迁移性应激。研究结果揭示了照护准备度作为可改变的内在变量，在社会支持与迁移性应激之间的关键中介作用。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如何将社会支持资源系统转化为父母的照护准备度，并据此设计针对性的过渡期护理干预方案。在临床实践中，医护人员应评估父母的照护准备度水平，尤其为迁移性应激高风险家庭提供个性化支持。通过评估父母的迁移性应激水平，护士能够更好地定位自身角色，为PICU转出患儿及其父母提供优质护理、支持并增强照护者的准备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