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不良的认知情绪调节与有自杀未遂史的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之间的关联：一项横断面研究

目的：探讨有自杀未遂史的乳腺癌患者中适应不良的认知情绪调节与癌症复发恐惧之间的关系。方法：研究人员于2025年1月至4月对289名乳腺癌患者进行了一项横断面研究。使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评估适应不良的认知情绪调节，使用癌症复发恐惧量表（FoP-Q-SF）评估癌症复发恐惧（FCR）。收集人口统计学、临床和社会心理数据。进行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并使用平滑曲线拟合探索非线性关系。结果：该组女性年龄为20-79岁。适应不良的认知情绪调节与FCR呈非线性正相关，具有中段凸性关系（p<0.001）。FCR随着适应不良的认知情绪调节评分升高而增加，直至约69分时达到平台期（阈值以下：β=0.45，95% CI：0.38–0.52，p<0.001；阈值以上：β=0.08，95% CI：0.01–0.15，p=0.03）。年龄、教育水平和诊断后时间显著调节了这一关系。结论：本研究确定了适应不良的认知情绪调节与FCR之间存在非线性正相关的中段凸性关联，突出了阈值效应。这些发现强调了在针对这一脆弱人群的心理干预中解决适应不良的认知情绪调节过程的重要性。

论文解读文章：适应不良的认知情绪调节与有自杀未遂史的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关系

研究背景：乳腺癌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随着治疗手段的进步，幸存者数量不断增加，但长期心理社会结局日益受到关注。癌症复发恐惧（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 FCR）是幸存者中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影响约50%至70%的患者，且通常在治疗结束后持续数年。对于曾有自杀意念或自杀未遂史的乳腺癌患者，FCR可能更为突出和具有破坏性，加剧心理困扰并降低生活质量。已有的研究表明，适应不良的认知情绪调节（maladaptive cognitive-emotional regulation），包括反刍（rumination）、灾难化（catastrophizing）和自责（self-blame）等策略，与癌症幸存者的不良心理结局相关。尽管已有直接证据提示适应不良的认知情绪调节与FCR升高有关，但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尤其是在有自伤行为史的脆弱人群中，尚不明确。自我调节执行功能模型（Self-Regulatory Executive Function model）认为，适应不良的认知情绪调节通过持续激活威胁评估系统，维持高水平的感知威胁和心理困扰，从而强化对FCR的注意偏倚，最终加重癌症幸存者对疾病进展的身心易感性。本研究旨在调查有自杀未遂史的乳腺癌幸存者中适应不良的认知情绪调节与FCR的复杂关系，具体目标包括：（1）描述两者关系的性质；（2）识别潜在阈值效应；（3）探索可能调节此关系的多种人口学及临床因素。该论文发表在《Cancer Medicine》期刊。

主要技术方法：研究人员于2025年1月至4月从中国10个癌症中心招募了289名有自杀未遂史的乳腺癌幸存者。采用贝克自杀意念量表（Beck Inventory of Suicide Ideation）中文版评估自杀意念和自杀企图史。使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ognitive Emotional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CERQ）中文版中的适应不良子量表（包括灾难化、反刍、自责和责他四个维度，共16项）评估适应不良的认知情绪调节；使用癌症进展恐惧问卷（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 FoP-Q-SF）中文版（12项）评估FCR。数据收集后，进行单变量分析（t检验、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卡方检验）和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并采用平滑曲线拟合（smooth curve fitting）探索非线性关系。

研究结果：
（1）基线特征。研究人员将289名参与者按年龄分为20–30岁（81人）、40–59岁（97人）和60–79岁（111人）三组。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组在民族、居住地、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医保类型及家庭收入方面无显著差异，但就业状态显著不同（p=0.006），60–79岁组就业率明显较低。家庭收入组间差异显著（p=0.025），低收入组（<2000元）在老年组中占比更高。心理健康指标方面，60–79岁组的FCR评分和适应不良认知情绪调节评分均显著低于年轻组（p<0.001），提示老年患者心理适应可能更好。癌症分期在不同年龄组间分布有显著差异（p<0.001），晚期患者比例在老年组中更高。

（2）单变量分析。研究人员通过单变量分析发现，年龄（60–79岁）与FCR显著负相关（β=−5.2, p<0.0001），以20–30岁组为参照。教育程度中，大学学历与FCR显著负相关（β=−3.5, p=0.0175）。月收入4000–6000元组FCR显著降低（β=−3.3, p=0.0449）。家庭支持满意度中，不满意组FCR显著升高（β=4.1, p=0.0022）。癌症分期（3期和4期）、手术方式（保乳手术）及化疗史均与FCR显著相关（均p<0.05）。人格类型中，内外向及外向性格者FCR低于内向者。

（3）多变量分析及阈值效应。在三个逐步调整的回归模型（Model 1未调整；Model 2调整婚姻、就业、教育；Model 3进一步调整医保、人格、家庭收入、子女数、家庭支持满意度、手术方式）中，适应不良认知情绪调节评分均与FCR显著正相关，β系数一致为0.3（95% CI: 0.2–0.3, p<0.0001）。按适应不良认知情绪调节评分三分位分组，中分组（β=2.9, p=0.0167）和高分组（β=6.6, p<0.0001）的FCR均显著高于低分组。平滑曲线拟合显示，适应不良认知情绪调节与FCR之间存在非线性正相关关系，呈中段凸性曲线（mid-range convexity）：随着适应不良认知情绪调节评分从低到高，FCR逐渐上升，但在约69分时达到平台期（阈值以下：β=0.45, 95% CI: 0.38–0.52, p<0.001；阈值以上：β=0.08, 95% CI: 0.01–0.15, p=0.03）。年龄、教育水平和诊断后时间显著调节了这一关系（交互项p<0.05）。

（4）亚组分析。研究人员通过预设和探索性亚组分析发现，适应不良认知情绪调节对FCR的影响在不同年龄、种族、地区、婚姻、工作状态、教育水平、收入、子女数、家庭支持满意度、人格自评、癌症分期、手术方式和化疗史等亚组中均表现出统计学显著性，且效应方向一致。其中，城市居民、高教育水平、已婚、高家庭支持满意度、外向人格者FCR水平较低；非保乳手术、有化疗史者FCR水平较高。

讨论与结论：本研究揭示，在289名有自杀未遂史的乳腺癌患者中，适应不良的认知情绪调节与FCR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剂量-反应关系，表现为中段凸性曲线，并存在约69分的阈值效应。这一发现提示，适应不良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如反刍、灾难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FCR，但当其超过一定水平后，患者可能出现某种“脱敏”或心理麻木，使得FCR增速减缓。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与认知威胁放大和后续的情感分离有关。年龄、教育水平和诊断后时间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影响了这一关系。研究强调，针对这一脆弱人群的心理干预应聚焦于个性化的、认知导向的策略，特别是对年轻患者和表现出中等程度适应不良认知情绪调节模式的患者。研究也存在局限性：横断面设计限制了因果推断，无法确定是适应不良认知情绪调节导致FCR升高，还是FCR反过来加剧适应不良的认知情绪调节；参与者为自愿披露自杀企图的幸存者，可能存在选择偏倚；未测量的混杂因素（如当前抑郁症状、药物使用、心理治疗可及性）需在后续研究中考察。因此，需要纵向研究进一步验证因果关系。尽管如此，本研究首次在有自杀未遂史的乳腺癌患者中明确了适应不良认知情绪调节与FCR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和阈值效应，为临床心理干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