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应当做出人道主义榜样

上周，全球知名的制药企业瑞士罗氏公司公布了其三季度业绩报表。数据显示，公司该季度销售收入已大增至88．2亿瑞士法郎约合6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73．7亿瑞士法郎高出近20％。罗氏如此辉煌的业绩有着特定的背景——全球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禽流感疫情，而罗氏制药公司是全球唯一可生产克制禽流感药物“达菲”的企业。因为拥有生产“达菲”的专利，罗氏公司财源滚滚。

　　目前，禽流感疫情造成的恐惧已经从亚洲蔓延到了欧洲。继罗马尼亚、土耳其、希腊、俄罗斯新出现禽流感疫情后，英国、克罗地亚21日也首次拉响禽流感警报。新华社报道说，罗氏制药公司21日决定将限量供应这种药物，以首先满足流感病人的需求。

　　限量供应似乎是罗氏公司在重重压力下的一个举措，但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罗氏应当做出的决策，是放弃保有“达菲”唯一生产商的地位。

　　罗氏正面临着矛盾的选择——在巨额利润与人道主义之间。因为许多国家和政府已经开始呼吁，并打算生产“达菲”的仿制品。人们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罗氏的“达菲”供不应求，二是即便能够供应，许多民众因为买不起正牌“达菲”而造成灾难。

　　同时，罗氏还面临着法律层面的压力，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法律赋予政府具有宣布专利无效的权利。

　　罗氏犹豫的时间还不能太长，必须尽快做出决策。在欧洲，药品的抢购风潮正在上演。在非洲，禽流感疫情尚未发现，否则公共卫生条件相对恶劣的非洲国家，后果不堪设想。在疫情更为严重的亚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忧心忡忡。显然，罗氏的决策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司内部行为，它涉及到了利润、伦理、法律甚至人类的命运。

　　美国学者霍华德·马凯尔在其名作《瘟疫的故事》中说，瘟疫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永远要与之作斗争的对手。这句话的正确性从禽流感疫情的发展就可见一斑：一位日本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令人感到恐慌——化验结果发现，已有一种类型的禽流感病毒发生了变异。这意味着，新的病毒会对“达菲”产生抗药性，也意味着，“达菲”或许在尚未普渡众生之前，就将失去本有的威力。

　　所以，罗氏放弃“达菲”唯一生产商的地位，是基于科学理性的人道主义选择。在法律意义上，专利权毫无疑问应受到尊重与保护；在经济意义上，一个私有企业的利润同样值得尊重与理解，但是，在人类共同的命运面前，罗氏采取主动的与各国政府和企业合作的态度，必然会赢得理解与同情，必然会赢得一个制药企业具有社会责任，具有人道主义的美名。无论是为罗氏公司未来的功利着想，还是从道德出发，还有什么比这些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呢？



另附：罗氏中国的新安定剂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鲍辉春  李超

禽流感的威胁，正在使罗氏制药成为关注的焦点。对罗氏来说，在生意与公共安全之间，“达菲”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场“可能造成５００万至１．５亿人死亡”的危机，而这家瑞士公司研制的专利药“达菲”，是少数对禽流感具有预防和治疗作用的药物。

恐慌情绪日盛，市场对“达菲”的需求超出了罗氏的预期。几个月来，近４０个国家向罗氏订购了“达菲”，目标是“配置足够供应全国２５％人口的库存”。１０月，在网络上，一个疗程（１０粒）的“达菲”胶囊已经被炒到１００英镑的天价——原价仅在２０至３０英镑之间。

罗氏制药正在开足马力生产，以满足市场需求，但国际社会的要求是“罗氏放弃专利权，公开配方和制作过程”。

在商业回报和社会效应之间，罗氏必须保持平衡。

这家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制药公司，曾经发明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ＶＣ、“安定”和罗氏芬，等等，并藉此制造了一系列的商业奇迹。今天，“达菲”的问题在于：如何保证巨额研发投入得到回报，又避免因“独占”而触动公众敏感的神经。

而问题的另一面是：这家以“创新”为“生命的血液”的公司，已经建立起了它的竞争对手所不可企及的优势。这也正是罗氏在全球倾力研发的动力。



失去“安定”

“没有研发，就没有将来”，这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罗氏的切肤之痛。回忆上世纪８０年代末罗氏的转型，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官陈力颇为感慨。

事情从“安定”失去专利开始。

“一个特殊的原因是‘安定’。这种药物是我们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开发上市的，当时它每年为罗氏赢得１０亿美元左右的收入。但１９８５年我们的专利到期了，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仿制药，‘安定’每年带来的收入剧减至１０００万美金。”巨大的落差带来的结果是，“投资者的信心下降了”。

“罗氏虽然是家族企业出身，但现在家族持有的股票只有百分之十几，主要还是大众股民，所以我们必须特别小心这个风险。”而规避风险的途径就是，成为一家“创新驱动的公司”，不断推出高回报的专利药。

“我们是以研发为先导的公司，因此我们对开发的要求是特异性，就是要求我们的药物在功效上是不可替代的。”

“我们一般是先发现病理，然后去找药，最后到临床”，在陈力看来，药物研发是一个技术主导的过程，因为“市场并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我们和强生是不一样的公司。他们会考虑市场需求，他们的创可贴很强，虽然没有太多的技术难度，但产品包括很多的型号，适应不同的消费者，包括女生型、防水型等等。”“我们很少适应市场的需求，而是领导市场的需求，我们的开发多根据病理的需要。”“研发的方向取决于未来疾病出现的情况，目的是提供临床表现突出的药物来满足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正是这种对原创性的追求和技术主导的倾向，推动了罗氏制药从化学研究向更微观层面深入。

“９０年代，我们开始向生物医药转型。我们收购了基因泰克８０％的股权。２００１年我们控股了日本的中外制药，最近我们又收购了瑞士的一家公司。”而在收购的同时，罗氏的清仓行动也在进行：出售了成绩不菲的维生素与精细化工部，把大众药品部转让给拜耳。这一系列的动作把罗氏得以专注于产业链的前端——原创药。

如今，罗氏是肿瘤学、病毒学和移植学领域的领先药品供应商。

在这三大领域，一系列的数据得以让罗氏保持安定：早在５０年前就构建好的，分设在巴塞尔（瑞士）、纳特利（美国）、帕洛阿托（美国）及潘茨堡（德国）的四大研发中心，支撑起一个超过５０００名科学家的罗氏全球研发网络；２００４年，罗氏药品部的研发投入高达４４亿瑞士法郎，占药品销售的２０．１％。



研发风险

硬币的一面是机会，另一面是风险。

“创新驱动”的罗氏行走在一条高速成长的道路上，但“高投入高回报”的背后，是“高风险”的隐忧。

“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们药物的开发周期和其他行业很不一样，像汽车一般开发期３年。而我们创新一个药往往需要十几年，投入很大，而它的效应却是要慢慢释放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新药开发的效率。现在我们的新药进入临床，最后１０个只有１个成功。而如果从项目立项开始算，到最后的成功率只有１．５％。”

而即使新药已经上市，风险依然存在，甚至可能被无限放大。“比如默克，他们开发了一种降胆固醇的药物，这是一种很好的药，至少从技术方面看是这样的。但因为医院在使用剂量上发生了错误，结果造成人员死亡，全部的责任由默克承担，药物撤柜，ＣＥＯ也被迫离职。还不止这些，默克的股票一夜之间跌了５０％，市值从１３００亿美元跌到了６５０亿。”

在陈力看来，“罗氏也面临同样的风险”。因为创新药最后的使用环境极其复杂，存在许多不可控因素，所以，“需要处理好研发、生产、病人、医院、销售网络、保险公司以及投资者等各方面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说，开发创新药的成本很高。”而有鉴于此，罗氏在“达菲”专利权上的坚持，便不难理解了。

除了在专利期限内获取高额利润，“提高研发成功的概率”也是降低风险的有效途径。“如果从新药到临床，最后１０个里面能成功２个，那么，我们的效率将提高一倍。”

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合适的环境也是至关重要的。而陈力显然希望能在中国实现这一点。



中国之辩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罗氏制药投资１１００万美元在上海建立全球第五家研发中心，这是在其第四家研发中心成立后５０年的再一次投入。“中国对于我们的吸引力主要是人才和市场。”陈力这样解释罗氏在中国设立的全球第五大药品研发中心。

“我们并不是为了追求短期的市场，现在中国市场的需求只占到全球的１％。但我们比较看好潜在的市场。”

而在人才方面，“中国的现状是化学和生物的基础研究比较强”，“比较多的是试验科学家，而这正是生物医药研发上最需要的”。“把汽车零件装在一起，一个高中生就可以，我们需要能把分子装在一起的人，当然这些人都是博士或者硕士，有过几年的工作经验。”

此外，在动物试验方面，“中国在资源和监管方面都比美国有优势”。而“中国的专利相关的法规也正在逐步完善，比如，１９９４年中国出台了保护化合物的相关法规”。

目前，罗氏上海研发中心除了要整合原来合作的科研机构外，还在进行新药研发中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先导物的发现与优化”。而其今后的主攻方向将是癌症和代谢疾病等领域。“三五年后，上海研发中心将可以和其它四大药品研发中心比肩。”

在陈力看来，罗氏在中国的研究中心是“真正做研发的”，是“站在一个全球的技术平台上”——可以与其它四个研发中心共享信息与技术，而且它的“业绩评估不与销售挂钩的”——这也是它和一些“省钱的研发中心”的区别。

在陈力看来，罗氏在中国的研究中心是“真正做研发的”，是“站在一个技术平台上”、“业绩评估不与销售挂钩的”。这也是它和一些“省钱的研发中心”的区别。“药物研发中心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才，我们是来烧钱的。”陈力总结说。

但在上海的一位生物芯片研究人员看来，“中国研发”对某些公司的吸引力显然要比这丰富得多。除了可以“省钱”之外，行业规范的缺失，则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地价便宜，税收优惠，人力成本低，这些都是常规的成本优势”；

“行业限制根本就没有。危险试剂、化学品，怎么用怎么回收，都没有规范，有的甚至直接排到下水道。而在国外，环境治理费用是非常高的”；

“在临床阶段，通过和医院的合作，人体试验成本也很低。在国外需要几千美金的，国内几千人民币就可以，有些甚至根本不付钱”；

“国内外药品认证的标准也不一样，国外的要求更加严格。而在国内，一些新药，很短的周期内就可以上市。他们在中国的研发速度可以更快”；

“中国本地的疾病也资源非常丰富，这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跑马圈地’的机会”。

如果事实如此的话，在中国市场变得更加重要之前，罗氏还需要对它了解更多，尽管它可以选择“和而不同”。



　　巨额研发投入让罗氏如此“吝啬”

　　拥有“达菲”专利直至2016年的罗氏公司，以生产工艺既复杂又耗时、药品质量要求高等理由，拒绝放弃专利权。这一饱受批评的“吝啬”

　　行为背后，巨额研发投入的回收难题可能是其关键所在。

　　对于罗氏是否从“达菲”中获取暴利的问题，罗氏集团CEO弗朗兹·哈默尔表示，在1999年“达菲”首次投放市场时，集团并未对其销量有过高期望。话虽如此，但罗氏依靠在国际医药市场的技术领军地位，通过专利药品获得高额回报已经不是新闻。资料显示，1980年代，罗氏开发的里程碑式药物“安定”每年为罗氏赢得10亿美元左右的收入，但1985年专利到期后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仿制药，相关收入剧减至1000万美元。

　　早在50年前就构建好的，分设在巴塞尔（瑞士）、纳特利（美国）、帕洛阿托（美国）及潘茨堡（德国）的四大研发中心，支撑起一个超过5000名科学家的罗氏全球研发网络。2004年，罗氏药品部的研发投入高达44亿瑞士法郎(约278亿元人民币），占药品销售额的20.1％。目前，离“达菲”专利到期还有11年时间，过早放弃这一专利，可能收不回高额研发投入，罗氏很难情愿。



另附：相关背景

        禽流感疫情近来“狼烟四起”，许多国家的政府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正全力联防疫情蔓延。然而受到专利权限的束缚，目前对H5  N1型禽流感病毒有一定疗效的药物“达菲”却产能不足。为此，多方呼吁瑞士罗氏公司放弃该药物的专利权，公开配方和生产工艺。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早在本月初就曾表示，如果禽流感疫情大规模暴发，相关的药品专利法律法规应该“靠边站”，以使其他制药公司可以共同参与特效药的生产制造。在24日于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督促罗氏放弃专利，也成为与会的30国卫生部长及世卫组织等官员的焦点话题。



　　据《印度日报》报道，由于瑞士罗氏制药并未为“达菲”在印度申请专利，该国目前随时可以生产抗禽流感药物“达菲”以应对禽流感危机。目前印度是全球第四大药品生产国，又是向贫穷国家出口廉价药品的关键国家，其技术实力足以生产“达菲”。该国卫生部秘书赫塔说：“从法律上说，我们不需要他们（罗氏）的许可就能生产此药，我国的公司在生产此药上没有障碍，我们将允许他们生产。”

　　此前，《印度泰晤士报》曾报道，该国两大药品公司斯皮拉和兰巴克斯曾致函罗氏要求获得“达菲”生产许可证，但一直未闻复音。上周，以生产“廉价版”抗艾滋药物闻名的斯皮拉公司按捺不住，宣布将启动生产“廉价版达菲”的计划，将迅速形成每月750公斤抗禽流感处方药物的能力，并将产品销往全世界任何一个罗氏集团未注册“达菲”专利的国家。

印度卫生部长指出，由于瑞士的罗氏药厂并没有就“特敏福”在当地作专利注册，在法律上印度若生产“特敏福”的话，毋须得到药厂批准，所以卫生部门不会阻止任何药厂生产“特敏福”。

        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两大制药厂Cipla和Ranbaxy曾经写信给罗氏药厂，希望罗氏药厂同意它们生产“特敏福”，但没有收到罗氏药厂的回应。而在上星期，Cipla表示会生产售价较低廉的“特敏福”，计划每月生产750公斤，并会向全球销售。

        不过，瑞士罗氏药厂星期三否认有关该公司没有申请专利保护、因此印度公司可立即生产所谓“非专利版特敏福”的报道。罗氏女发言人说：“我们已提出专利申请。”

        但罗氏发言人声称，对罗氏来说问题不在于专利，而在于生产“特敏福”的能力。她说：“我们有累积十年的经验。我们希望（印度）跟我们磋商，因为制作过程复杂而又费时。”



        在原研发厂商相继传出疫苗、药品供不应求之际，包括中国台湾企业在内的全球制药商开始掀起一轮“禽流感药品生产热潮”。据道琼斯消息，中国台湾已经开始了“自有版本”达菲的小规模生产———两家当地制药商已被选为负责生产数千克与达菲最接近的半成品。

　　日前，台湾地区有关方面表示，尽管尚未得到瑞士罗氏公司(Roche  H  olding  AG)的授权，但为了保护公众安全，台湾地区将着手生产抗病毒药物“达菲”(Tamiflu)的仿制药，目前已有两家制药商获得了生产合同，但该药并不用于商业性销售。  

　　目前，在禽流感四处暴发之际，罗氏拥有专利权的“达菲”被普遍视为最好的抑制禽流感病毒的药物，台湾地区“卫生署”官员声称，本月早些时候已经向罗氏提出申请，希望获得“达菲”的仿制权。“卫生署”下属的“卫生研究院”临床研究组主任苏益仁表示，台湾地区必须在技术方面为明年1至3月份流感可能暴发的情况做好批量生产的准备工作，目前，台湾当局已经挑选了两家制药商——永日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台湾神隆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生产最接近“达菲”的半成品，用以补充库存，但不会以获利为目的向市场出售该药物。  

　　苏益仁介绍，台湾当局计划储备“达菲”，以满足2300万居民中10%人口的所需用量，总量约1.5吨。该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在实验室生产仿制的“达菲”，该阶段已经完成；接下来的小规模生产是计划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大量生产，以满足当地人口10%的需要量，将在出现紧急状况时开始实施。台湾当局已向罗氏订购了足够4%~6%居民所需的“达菲”，预计这些药物将于2006年上半年交货。  

　　苏益仁认为，目前的小规模生产并未侵犯罗氏的专利，因为上述两家制药商虽然有能力生产“达菲”的成品，但它们只生产与“达菲”最接近的半成品，旨在帮助政府储备该药物，并不会投放市场出售。此外，苏益仁还表示，在紧急状态下，台湾当局无需征求罗氏同意即可大量生产“达菲”，但仍希望与罗氏协商，从而避免任何可能的专利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