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领域，患者的情感表达是医疗互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影响医患关系，还可能对治疗效果、患者满意度和焦虑水平产生深远影响。然而，现有研究表明，医生在面对患者情感表达时，往往未能充分把握这些机会，导致患者在情感上感到被忽视或误解。本文通过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评估了医生在回应患者情感表达方面的比例，以及这些回应与医患关系、患者满意度、焦虑和咨询时间等结果之间的关系。研究共纳入61项研究，涉及10,013名患者，其中43项研究进行了定量合成分析，结果显示医生回应患者情感表达的机会平均为47%。这一比例在肿瘤科为35%，而在全科和其它学科中分别为61%和50%。这一差异提示，医生在不同专业领域的回应能力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在肿瘤科，医生对患者情感表达的回应率最低，表明在这一领域中，医生在情感交流方面需要更多的支持和培训。
患者在医疗过程中可能会经历多种情绪，包括恐惧、焦虑、不确定性、悲伤和希望等。这些情绪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医疗质量的感知，削弱他们对医疗信息的理解能力，或者影响他们的决策过程。在医学咨询中，情绪化的时刻是医生识别和应对患者情感需求的重要机会，同时也为医生提供了展现同理心的平台。然而，尽管大多数沟通培训课程强调了应对患者情感的重要性，但关于其对患者相关结果影响的证据仍然有限。因此，识别和整合最新的研究发现对于理解当前的医疗实践和指导未来的培训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采用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的方法，对PubMed、EMBASE和PsycINFO数据库进行了全面检索，涵盖了从各数据库成立到2025年2月28日的文献。研究包括随机对照试验和观察性研究，这些研究评估了医生在回应成人患者的情感表达和关注点方面的表现。三名独立评审员负责提取研究数据和评估研究特征，使用了JBI对分析性横断面研究的批判性评估清单来评估偏倚风险。研究在PROSPERO注册，并遵循PRISMA指南进行。主要结果是医生回应患者情感表达的机会比例，次要结果包括医生回应患者情感表达的频率和类型，以及这些回应与医患关系、患者焦虑、满意度和咨询时间等结果之间的关联。
研究纳入了61项研究，其中43项研究在定量合成中使用了19,227个情感表达和关注点。总体而言，医生回应患者情感表达的机会比例为47%（95% CI, 39-54）。在肿瘤科中，这一比例较低，为35%（95% CI, 27-44），而在全科中为61%（95% CI, 49-72），在其他学科中为50%（95% CI, 36-63）。这一发现突显了医生在不同医疗环境中的回应行为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在肿瘤科，医生在回应患者情感表达方面需要更多的支持和培训。
在肿瘤科的咨询中，医生经常面临复杂的沟通需求，如传达坏消息、讨论晚期护理计划或解释治疗副作用。这些情况通常需要提供详细且清晰的医疗信息，以帮助患者做出知情决策。然而，这种高信息需求可能会限制医生识别和回应患者情感表达的能力。此外，肿瘤科的严重疾病和不确定性也增加了医生的沟通负担，使他们更难在提供信息的同时展现同理心。一些研究指出，医生可能因为害怕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持，而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对患者情感表达的回应。这种回避行为可能与患者对医生同理心的感知有关，导致患者感到不被理解或支持。
尽管大多数研究强调了信息提供在同理心沟通中的重要性，但也有研究指出，医生在回应患者情感表达时，常常使用中性或支持性的回应，如“嗯”、“好的”或“我明白了”等，这些回应虽然不直接表达同理心，但有助于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患者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担忧。这些中性回应可能比标准化的同理心表达更有效，因为后者可能显得不真诚或过于刻意。此外，研究还发现，医生在回应患者情感表达时，往往选择那些不会引起额外沟通负担的行为，这可能反映了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对情感交流的重视程度。
在一些医疗系统中，肿瘤科的情感支持可能被心理肿瘤科医生所承担，这可能会减少肿瘤科医生在回应患者情感表达上的责任。然而，这种分工也可能影响医生对情感表达的回应，特别是在缺乏专门支持资源的情况下，医生可能更倾向于回避情感表达。这种回避行为不仅影响医患关系，还可能对患者的整体体验产生负面影响。
尽管研究结果表明医生回应患者情感表达的机会比例较低，但这一比例的差异也反映了医生在不同医疗环境中的表现。在全科和其它学科中，医生对患者情感表达的回应率较高，这可能与这些领域的咨询内容和医生的沟通习惯有关。此外，研究还发现，医生回应患者情感表达的机会比例在不同编码系统中存在差异，这提示我们需要更加细致地考虑不同方法学对同理心沟通的评估影响。
总体而言，医生在回应患者情感表达方面的能力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在肿瘤科。这表明，针对不同专业领域的医生，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来提高他们的同理心沟通能力。同时，研究还发现，医生在回应患者情感表达时，可能会使用中性或支持性的回应，这些回应虽然不直接表达同理心，但有助于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患者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担忧。这些发现为未来的医疗培训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也强调了在临床实践中，医生需要具备识别和回应患者情感表达的能力。
然而，研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主要集中在医疗环境中，未包括牙科等其他可能涉及重要情感交流的领域，这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其次，虽然在研究筛选过程中采用了单人初筛和双人复核的方式，以减少遗漏，但这种方法仍然可能受到个人偏见的影响。此外，本研究基于汇总的研究水平数据，而非个体患者数据，这限制了研究结果的精确性和深度。最后，研究中使用的不同编码系统可能存在方法学上的差异，这可能影响对同理心沟通的评估。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医生在回应患者情感表达方面存在不足，特别是在肿瘤科。这一发现强调了在不同医疗领域中，医生需要不同的培训和支持，以提高他们的同理心沟通能力。同时，研究也指出，中性或支持性的回应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比直接的同理心表达更有效。因此，未来的医疗培训和政策制定应考虑这些因素，以更好地支持医生在回应患者情感表达方面的能力。此外，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探讨医生在回应患者情感表达时的动机和情境限制，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医疗互动的质量和患者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