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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肠球菌（尤其是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VRE）日益严峻的全球公共卫生威胁，利用ATLAS项目2019-2023年全球59个国家18,043株临床分离株数据，系统分析了粪肠球菌与屎肠球菌对8种常用抗生素的体外敏感性及VRE交叉耐药模式。结果显示，屎肠球菌的万古霉素耐药率（25.4%）显著高于粪肠球菌（1.22%），且VRE存在广泛交叉耐药；替加环素和利奈唑胺在全球范围内仍保持高度体外活性。研究揭示了耐药性在物种、地域和临床环境中的显著异质性，为优化抗生素使用策略和耐药性防控提供了关键证据。
在医院的隐秘角落里，一场无声的战争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人类与细菌之间的抗生素军备竞赛。肠球菌，特别是粪肠球菌（Enterococcus faecalis）和屎肠球菌（Enterococcus faecium），作为重要的医院获得性病原体，已成为这场战争中的顽固敌人。它们能引起菌血症、心内膜炎等严重感染，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它们对抗生素的抵抗能力正在不断增强。其中，万古霉素——这本是应对多重耐药革兰阳性菌感染的“最后防线”——其耐药性也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上升趋势，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将万古霉素耐药屎肠球菌列为“高度优先病原体”，亟需新型抗菌药物。然而，我们对肠球菌耐药性的认知往往局限于局部地区或特定医院，缺乏一个全球性的、系统的视角来揭示耐药性在不同物种、不同大陆、不同临床科室和不同感染部位之间的复杂差异。为了解决这一知识空白，由Yu Liu、Xu Zheng和Binwei Wu组成的研究团队，依托全球最大的抗菌药物敏感性监测平台之一——辉瑞公司的ATLAS（Antimicrobial Testing Leadership and Surveillance）项目，进行了一项大规模分析，其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Global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上。
为了全面评估肠球菌的耐药性现状，研究人员分析了ATLAS项目在2019年至2023年间收集的来自全球六大洲59个国家的18,043株肠球菌临床分离株（包括12,007株粪肠球菌和6,036株屎肠球菌）的数据。这些菌株来源于不同类型的感染，如皮肤软组织感染、腹腔内感染、尿路感染、下呼吸道感染和血流感染。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1） 菌株鉴定与确认：使用MALDI-TOF质谱（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对菌株进行精确鉴定。2） 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采用肉汤微量稀释法测定对氨苄西林、达托霉素、红霉素、左氧氟沙星、利奈唑胺、替考拉宁、替加环素和万古霉素这八种抗生素的最低抑菌浓度（MIC）。3） 数据解读与统计分析：依据CLSI（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2025年的指南（对达托霉素和替加环素则参考特定标准）判读MIC结果，并运用R软件等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不同组别间的耐药率差异。
3.1. 细菌分离株的特征
研究纳入的菌株主要来源于欧洲和亚洲。粪肠球菌最常见的标本来源是泌尿生殖系统（28.43%）和血液（28.34%），而屎肠球菌则主要来自血液（30.9%）和肠道系统（24.57%）。大多数患者为60岁以上的成年人。这些数据为后续的耐药性分析提供了代表性的样本基础。
3.2. 抗菌药物敏感性
研究揭示了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之间根本性的耐药差异。粪肠球菌对大多数测试抗生素保持了极高的敏感性（>95%），包括氨苄西林、达托霉素、利奈唑胺、替考拉宁、替加环素和万古霉素。相比之下，屎肠球菌仅对利奈唑胺（97.8%）和替加环素（97.75%）保持了超过90%的敏感性，而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高达85.72%。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屎肠球菌的万古霉素耐药率（25.4%）是粪肠球菌（1.22%）的20倍以上。进一步分析万古霉素耐药菌株（VRE）发现，屎肠球菌VRE对氨苄西林、红霉素、左氧氟沙星和替考拉宁的敏感性急剧下降，表现出严重的交叉耐药现象。尤为值得警惕的是，发现了5株对替考拉宁、达托霉素和利奈唑胺三重耐药的屎肠球菌。而替加环素对所有的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分离株均未表现出耐药性（根据FDA折点）。
3.3. 抗菌药物耐药性的地理差异
耐药性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不均。北美是万古霉素耐药性的热点区域，屎肠球菌的万古霉素耐药率高达53.25%，粪肠球菌的耐药率在拉丁美洲和北美也相对较高。亚洲则呈现出不同的挑战，其屎肠球菌和粪肠球菌的利奈唑胺耐药率均为全球最高（分别为2.9%和2.42%）。非洲/中东地区的屎肠球菌对达托霉素的耐药率最高（13.37%）。这些地理异质性提示了不同地区抗生素使用习惯、感染控制措施和耐药基因传播的差异。
3.4. 不同病区耐药率的差异
临床科室的分析表明，重症监护室（ICU）是耐药性的温床。屎肠球菌VRE在ICU病区的耐药率（30.08%）显著高于非ICU病区（23.49%）。同样，ICU病区的屎肠球菌对氨苄西林、红霉素、左氧氟沙星、利奈唑胺和替考拉宁的耐药率也均高于非ICU病区。与非儿科患者相比，儿科患者的肠球菌耐药率普遍较低，这可能与累积抗生素暴露量较少有关。
3.5. 不同标本来源耐药率的差异
感染部位也影响耐药性。对于屎肠球菌，来自泌尿生殖道标本的菌株对红霉素和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最高。而对于屎肠球菌，肠道来源标本的菌株对万古霉素、氨苄西林、红霉素、左氧氟沙星和替考拉宁的耐药率均显著低于来自血液、泌尿生殖道等部位的菌株。这可能反映了不同部位抗生素选择压力的差异以及肠道菌群的竞争抑制效应。
该研究的结论与讨论部分深刻总结了上述发现的意义。研究确认了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在固有耐药性上的显著区别，屎肠球菌由于其pbp5基因突变而对β-内酰胺类抗生素（如氨苄西林）具有高水平耐药性。万古霉素耐药屎肠球菌（VRE faecium）的流行及其广泛的交叉耐药性构成了严峻的临床挑战，大大限制了治疗选择。利奈唑胺和替加环素在全球范围内显示出持续强大的体外活性，使其成为应对VRE感染的核心药物；同时，达托霉素在采用高剂量方案（8-12 mg/kg/天）时对多数屎肠球菌菌株可能有效（SDD，剂量依赖性敏感）。地理分析指明了北美是VRE的重灾区，而亚洲则面临利奈唑胺耐药性上升的独特压力，后者可能与可移动耐药基因（如optrA, cfr）通过质粒等可移动遗传元件（MGEs）传播有关。临床环境分析强调了ICU患者、非儿科患者以及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是耐药性负担较高的人群，这与患者免疫状态、广谱抗生素暴露和侵入性操作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这项基于全球ATLAS数据的大规模研究，清晰描绘了肠球菌耐药性的复杂图景，突出了VRE，特别是屎肠球菌VRE的严重威胁。研究不仅揭示了关键的治疗选择（利奈唑胺、替加环素），更精准定位了需要优先干预的高风险地区（如北美、亚洲）和高风险人群（如ICU患者）。研究结果强烈呼吁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加强抗菌药物管理（AMS）和耐药性监测，尤其需要关注耐药基因跨物种传播的风险。未来的研究应结合分子流行病学方法，追踪耐药基因的全球传播轨迹，并积极探索针对这些多重耐药肠球菌的新颖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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