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统计数据显示,在1940年至2004年间记录的335起新发传染病(EID)事件中,60.3%是人畜共患的(Jones等人,2008年)。其中71.8%的人畜共患病源自野生动物宿主,尤其是蝙蝠、灵长类动物和啮齿类动物(Jones等人,2008年)。虽然细菌和立克次体导致了超过一半(54.3%)的新发传染病事件,但病毒却引发了某些影响最为严重的疫情,如SARS、埃博拉和HIV(Jones等人,2008年)。
这些新发传染病在生物多样性丰富且人类与野生动物接触频繁的地区更为普遍(Jones等人,2008年)。其出现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土地利用和农业变化,以及人口和社会结构的变化(Woolhouse和Gowtage-Sequeria,2005年)。据估计,哺乳动物和鸟类中存在约170万种未被发现的病毒,其中63.1万到82.7万种可能具有传播给人类的潜力,因此风险分布不均(Carroll等人,2018年);由于生态上的接近性和特定的病毒特性,蝙蝠、灵长类动物和啮齿类动物更有可能成为病毒的宿主。这些病毒的溢出虽然时有发生,但越来越多地与人类活动相关。
本文综述将重点关注两个主要目标:首先,导致蝙蝠与人类接触增加的具体人类活动;其次,这种接触增加对病原体出现的生态和流行病学影响。图1和表1对这些途径进行了概念性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