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成人癫痫患者抗癫痫药物的初始治疗与后续治疗路径:基于全国处方数据的纵向回顾性分析及其临床意义

时间:2026年3月13日
来源:Neurology and Therapy

编辑推荐:

本研究深入分析了德国2018-2022年间约80%的法定医疗保险处方数据,揭示了成人癫痫患者抗癫痫药物(ASM)的处方模式与治疗路径。研究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未能在确诊当日获得首剂ASM处方,且所有患者的首个治疗方案维持时间最长。治疗方案调整的平均间隔超过300天。左乙拉西坦(Levetiracetam)是最常处方的ASM,而近十年获批的新药使用率极低,且不同专业医生(全科医生与神经科医生)的处方习惯存在差异。这些发现为优化癫痫治疗策略、减少治疗延误和新药应用不足提供了关键的现实世界证据。

广告
   X   

癫痫,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神经系统疾病,影响着全球数千万人的健康与生活。尽管抗癫痫药物(Anti-seizure medication, ASM)是控制癫痫发作的基石,但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在德国,约有30%的癫痫患者无法通过药物有效控制发作,这一困境被定义为药物难治性癫痫。这些患者不仅面临更高的死亡风险、更沉重的疾病负担,其生活质量也受到严重影响。然而,关于这些患者如何开始治疗、又如何更换治疗方案的具体模式和特点,人们却知之甚少。治疗方案启动的时机、药物的选择,这些关键因素如何影响患者的长期预后?临床实践中,医生和患者面临的决策路径究竟是怎样的?为了揭开这些谜团,一支研究团队利用覆盖德国大部分人口的处方数据,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回顾性分析,并将研究成果发表在了《Neurology and Therapy》期刊上。
为了探究德国成人癫痫患者的真实世界治疗路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基于人群的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主要依托于德国IQVIA™疾病分析器(Disease Analyzer, DA)和纵向处方(Longitudinal Prescriptions, LRx)两大数据库,覆盖了2018年至2022年五年间约80%的法定医疗保险报销处方。通过复杂的筛选流程,研究锁定了仅因癫痫接受治疗的患者,并全景式追踪了他们的“处方旅程”。研究核心在于定义和分析“治疗方案”(Regimen,指患者在任何特定时间点使用的独特ASM组合,包括单药治疗)及其“变更”(Change,指增加、停用或完全更换ASM组合)。关键的统计模型用于分析与治疗启动延迟相关的因素。
患者人口统计学特征
分析显示,在2022年的数据中,DA数据库包含539,255名患者,LRx数据库包含565,481名患者。两个数据库中,男性患者均占约51%,且年龄≥75岁的患者群体患病率和发病率都是最高的。
ASM处方时机分析结果
诊断当日获得治疗:数据显示,大多数(平均63.4%)首次确诊的患者在诊断当天获得了首剂ASM处方。然而,仍有超过三分之一(36.6%)的患者经历了延迟。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分析表明,与最年轻年龄组(<18岁)相比,其他所有年龄组患者治疗延迟的风险更低;男性患者延迟风险略低;而由神经科医生(而非全科医生)诊治的患者,其治疗延迟的风险更高。
治疗方案转换时间:对2018-2019年队列的分析揭示,所有患者停留在其首个治疗方案上的时间最长。那些更换了方案的患者,其首个治疗方案平均持续418天,之后各治疗方案间的转换时间也较长(平均>300天),直至第五个及之后的方案转换时间才有所缩短。在每个治疗方案节点,至少有一半的患者会停留在该方案上,不再更换。
具体ASM处方模式分析结果
处方药物选择:左乙拉西坦是研究期间处方量最高的ASM,在2018-2019年队列的首个治疗方案中,有76.6%的患者使用该药。总体处方量第二高的药物是拉莫三嗪(Lamotrigine),但作为首个治疗方案,处方量第二高的却是普瑞巴林(Pregabalin)。近年来(过去十年内)获批的新ASM,如布瓦西坦(Brivaracetam)、吡仑帕奈(Perampanel)、艾司利卡西平(Eslicarbazepine)和唑尼沙胺(Zonisamide)的使用率非常低。
专科差异:分析发现了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 GP)与神经科医生在ASM选择上的显著差异。例如,拉莫三嗪的处方存在近10%的差异(全科医生 vs. 神经科医生:首方案17% vs. 27%;所有方案20% vs. 29%)。普瑞巴林在全科医生中的处方率很高。
本研究首次基于德国大规模真实世界数据,系统描绘了癫痫患者的治疗路径图,揭示了当前临床实践中存在的几个关键短板。首先,治疗启动存在延迟,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未能及时获得首剂ASM,这与现有文献报道一致,而延迟治疗已被证实对癫痫病程和预后有不利影响。尽管无法从数据中确知原因,但住院治疗、医生知识差异或检查等待时间都可能是影响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与全科医生相比,神经科医生诊治的患者治疗延迟风险更高,这一发现与某些研究相悖,值得进一步探究。
其次,治疗方案转换缓慢。患者停留在首个治疗方案上的时间最长(平均超过一年),之后转换也需较长时间。尽管约三分之一的患者会经历多次方案更换(符合药物难治性癫痫的特征),但这种漫长的“观望期”可能意味着癫痫未得到有效控制,或是医生对调整方案持谨慎态度,担心改变不够积极。这提示我们,在追求疗效(达到12个月无发作)和耐受性(治疗失败时间)平衡的同时,是否存在优化转换时机以改善结局的空间。
最引人深思的发现是新型ASMs的应用严重不足。即便在经历多次治疗失败后,近十年获批的、可能具有更好耐受性特征的新ASMs处方率依然极低。医生似乎更倾向于使用熟悉的传统药物,如左乙拉西坦和普瑞巴林。尽管有指南(如SANAD II研究、NICE和德国指南)指出拉莫三嗪对某些类型癫痫优于左乙拉西坦,但临床实践并未迅速跟进。这种处方惯性,加之欧盟对新药通常要求先作为添加疗法使用的审批流程,可能限制了患者从最新治疗进展中获益的机会,甚至构成治疗不足。
此外,不同专科医生的处方模式存在差异。全科医生更少处方拉莫三嗪(可能因其滴定方案较复杂),而更多使用普瑞巴林和加巴喷丁(Gabapentin),这可能与这些药物适应症广、耐受性好,适合处理合并多种疾病的患者有关。这些差异反映了临床决策的复杂性,但也提示了统一治疗标准和加强跨专科协作教育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通过分析覆盖德国80%处方数据的真实世界证据,清晰地指出:在德国癫痫治疗中,普遍存在治疗启动延迟、方案转换缓慢以及对新型有效药物利用不足的现象,且不同医疗提供者之间存在处方差异。这些发现共同指向了临床决策可能存在次优化,并最终可能加重癫痫疾病负担。尽管患者共患病、医生偏好等复杂因素会影响处方,但这项研究为理解当前癫痫治疗的不足提供了关键洞见。它强调,通过推进首次ASM处方时机、优化治疗方案转换时的药物选择,有望改善癫痫发作控制,减轻患者和社会的负担。本研究也指明了未来方向:需要进一步探究造成这些延迟和差异的具体原因,以评估通过优化治疗时机和选择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患者预后。

生物通微信公众号
微信
新浪微博


生物通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