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性眼内炎是一种严重的眼部疾病，常导致显著且不可逆的视力下降。它可分为两大类：外源性眼内炎通常由眼部手术、医疗操作（如玻璃体内注射）或外伤后病原体直接侵入引起；内源性眼内炎则源于身体其他部位的感染灶，病原体经血流播散至眼内。尽管已有不少研究探讨了眼内炎的病原谱，但针对西欧国家，特别是德国地区的最新流行病学数据仍相对缺乏。同时，在临床诊断中，如何快速、准确地识别致病微生物，以便指导精准抗感染治疗，一直是眼科和感染科医生面临的挑战。不同的微生物检测方法，如传统的革兰染色镜检、培养法与新兴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如PCR），其诊断效能如何？是否存在“最佳”检测策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一项在德国西南部萨尔兰州开展的研究应运而生，其成果近期发表在期刊《Infection》上。
本研究主要运用了以下几种关键技术方法：首先，研究团队在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回顾性收集了萨尔兰州两家主要眼科医院（萨尔布吕肯克纳普沙夫特医院眼科诊所和洪堡萨尔兰州大学医学中心眼科）所有经玻璃体液抽吸送检的疑似眼内炎病例。研究排除了由其他眼部或眼周感染（如角膜炎）或外伤继发的外源性病例。其次，对获取的玻璃体液样本，研究人员系统应用了多种微生物学诊断技术进行病原体鉴定，包括：革兰染色显微镜检查、常规细菌和真菌培养，以及广谱细菌（16S rRNA基因）和真菌（内转录间隔区[ITS]）聚合酶链反应(PCR)，并对PCR阳性样本进行了测序。最后，使用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评估了不同检测方法之间的一致性等。
结果
患者与病例特征
研究共纳入了126例患者的126份眼内炎玻璃体抽吸液样本。患者平均年龄为73.3 ± 11.4岁，男性略多于女性。绝大多数（92.1%）为外源性眼内炎，其中最常见的诱因是玻璃体内注射（占55.6%），其次是白内障手术（23.8%）、睫状体平坦部玻璃体切除术(5.6%)和青光眼手术(4.8%)。内源性眼内炎仅占7.9%。
病原体检测与分布
总体而言，在58.7%（n=74）的病例中通过微生物学检查鉴定出了病原体。细菌培养的阳性率（53.2%）高于细菌PCR（43.5%），两者之间具有高度一致性（Cohen's kappa指数=0.65）。在检出的病原体中，革兰阳性菌占绝大多数。表皮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是最常被检出的病原体（占阳性病例的58.1%），其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9.5%）和粪肠球菌(Enterococcus faecalis)（6.8%）。有5例样本同时培养出两种细菌。革兰阴性菌和真菌各检出3例。在10例内源性眼内炎中，白色念珠菌(Candida albicans)培养阳性2例，同时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无乳链球菌(Streptococcus agalactiae)各1例。注射后和白内障术后眼内炎更倾向于获得细菌培养阳性结果，而内源性眼内炎的细菌培养阴性率更高。
抗菌药物敏感性
细菌多重耐药现象罕见，仅发现一株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菌株。所有革兰阳性菌均对万古霉素敏感。
样本处理时间的影响
在可获得数据的44例样本中，从采样到实验室开始处理的平均时间为9.5±9.6小时。分析未发现处理时间与培养或PCR的阳性结果之间存在相关性。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2019-2023年间德国萨尔兰州地区内源性与外源性术后眼内炎的微生物学病因谱。最重要的发现是，表皮葡萄球菌(S. epidermidis)仍然是该地区眼内炎最常见的致病菌，这与全球多数报道一致。该菌作为人体皮肤和眼表正常菌群的一部分，其高检出率（尤其在占主体的注射后眼内炎中）凸显了在玻璃体内注射等操作中严格执行无菌技术和眼部表面消毒的极端重要性。
在诊断方法学上，研究得出了一个关键结论：没有任何单一的微生物学诊断技术能够识别所有感染病例。传统的细菌培养在本研究中显示出比PCR更高的检出率，这可能与样本中细菌载量低、PCR所用样本体积极小，或患者转诊前已接受抗菌治疗等因素有关。然而，培养法本身也存在漏检，例如对于已接受抗生素治疗、微生物负载量低或难以培养的病原体。因此，研究者强烈推荐采用联合诊断策略，即结合显微镜检查、培养和分子检测(PCR与测序)，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病原体检出率，这对指导临床精准治疗至关重要。
关于治疗，本研究观察到革兰阴性菌在该队列中并不常见，且所有革兰阳性菌均对万古霉素敏感。这一发现对经验性治疗方案具有参考价值。目前德国常用的眼内炎治疗组合是玻璃体内注射万古霉素和头孢他啶。本研究中革兰阴性菌的低检出率可能让人质疑在所有患者中常规联用头孢他啶的必要性，尤其是考虑到头孢他啶并非本研究检出的主要革兰阴性菌——流感嗜血杆菌(Haemophilus influenzae)的首选治疗药物。当然，治疗决策仍需综合考虑个体临床情况和当地的流行病学数据。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其回顾性设计、样本量有限，且未纳入前房穿刺液进行分析。此外，患者来自多家不同的初始治疗中心，其预防措施和前期抗生素使用情况可能存在差异，这可能部分解释了“假阴性”微生物学结果。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为西欧地区的眼内炎病原谱提供了宝贵的近期数据，强调了微生物诊断中联合方法的价值，并为基于本地流行病学的经验性治疗提供了依据。未来需要前瞻性、多中心的研究来验证这些发现，并进一步阐明眼科手术、微生物特征和感染性疾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最终改善患者预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