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学和行为科学领域，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探索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普遍性与多样性。然而，长期以来，这个领域的研究样本存在一个显著的偏差：它们极度依赖于来自WEIRD（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and Democratic，即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民主）社会，特别是美国和西欧的参与者。近年来，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非WEIRD国家收集数据，以图描绘更全面的全球文化图景，但这些努力依然潜藏着一个问题——即使在非WEIRD国家，研究者也常常过度抽样高学历人群，如大学生或线上工作者。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疑问：这些高学历的个体，真的能够代表其所在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吗？还是说，他们本身已经因其教育背景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更西方化”的文化群体？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当前许多声称发现“微小文化差异”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其结论的普遍性将大打折扣。正是为了检验高学历者在全球文化版图中的代表性，并探究教育、收入、社会地位等因素如何塑造个体的文化价值观，White等人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研究，其成果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主要运用了以下几个关键技术方法：首先，研究的数据基础是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在2005年至2022年间（第5至7轮）收集的跨国数据，涵盖了95个国家、共计268,992名参与者的信息。其次，研究采用文化固定指数（Cultural Fixation Index, CFST）作为核心分析工具，该指数借鉴群体遗传学中的FST概念，用于量化两个群体在一系列文化特质（如态度、信念、行为）分布上的整体差异程度，其值介于0（完全相同）到1（完全不同）之间。研究者将WVS中可被视为文化传播的各类问题（涉及道德、政治、宗教、社会关系、性观念等）作为文化特质进行计算。最后，通过多水平回归模型等统计方法，在控制国家层面变量（如人均GDP、总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后，检验了教育、收入、主观社会地位与对美国等特定国家文化距离之间的关联。
结果
预注册分析：与美国的“文化距离”
研究人员首先检验了高学历是否意味着在文化上更接近作为典型WEIRD国家的美国。分析显示，平均而言，非美国国家中的高学历群体（CFST= 0.167）和中等学历群体（CFST= 0.161）与美国的“文化距离”显著小于低学历群体（CFST= 0.235）。具体而言，在70%的有数据国家中，本国的高学历者比低学历者显著更接近美国文化。例如，低学历的新加坡人与美国文化距离较远（CFST= 0.241），而高学历的新加坡人则与美国非常接近（CFST= 0.059），其接近程度堪比高学历的澳大利亚人。低学历的俄罗斯人与美国文化差异巨大（CFST= 0.358），而高学历俄罗斯人则与美国文化接近得多（CFST= 0.086），与新西兰和美国的距离相仿。这一模式是教育特有的，因为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高社会地位与低社会地位群体与美国的文化距离均无显著差异。
稳健性检验
研究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结果在控制了国家平均受教育程度、人均GDP、人口规模、与美国的语言距离以及大洲固定效应后依然成立。当仅使用美国的高学历或中等学历人群作为比较基准时，结论也保持一致。此外，将一个国家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分数（代表教育质量）与整体文化距离进行关联分析发现，PISA分数更高的国家整体上更接近美国文化，但一个国家PISA分数的高低，与其国内“高-低学历群体文化差异”的大小并无显著关联。
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距离”
为了验证高学历带来的文化相似性是否特指“美国化”，研究者将分析扩展到数据集中的每一个国家作为参照国。结果显示，高学历带来的文化接近效应并不仅限于美国。对于瑞典、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新西兰、安道尔、挪威、德国、瑞士等其他WEIRD国家（尤其是西欧和英语国家），外国的高学历者同样比外国的低学历者更接近这些国家的文化。换言之，更高的教育关联的是更“WEIRD”，而不仅仅是更“美国化”。相反，高学历并未显著增加个体与中国、印度或俄罗斯的文化相似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与这些国家的文化距离更远。
不同文化价值观维度的差异
研究者还将WVS中的文化特质划分为不同维度进行检验，包括信念、财务、群体成员身份、法律、政治、性、社会关系等。如图3所示，在除了“杂项”之外的所有维度上，高学历和中等学历的非美国人都比低学历的非美国人更接近美国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效应在性观念（如对同性恋、卖淫的合理性看法）和群体成员身份（如对基于性别或移民身份的工作场所不平等的接受度）维度上最为显著，在政治议题、社会关系和信念维度上中等，在法律、财务问题上较小。同样，收入和地位在这些维度上均未显示出与文化相似性的稳定关联。
讨论与结论
这项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正规教育是预测全球文化价值观变异的关键因素。来自世界各地的高学历个体，其态度、信念和行为模式更偏向“WEIRD”，即与西欧和英语国家的人群更为相似。这种模式并未延伸到高收入或高主观社会地位等其他社会经济地位要素。这与“传递假说”相符，即正规教育是一种制度化的、高效的文化特质传递途径。许多国家的教育体系其课程和结构源自或深受西方模式影响，这可能系统地传递了分析思维、个人主义、普遍信任等WEIRD文化特征。教育还可能通过赋予人们接触西方媒体、技术和国际网络的技能，间接促进WEIRD文化的传播。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明确指出，主要依赖大学生或高学历人群的跨文化研究，会系统性过度代表WEIRD文化价值观，从而可能严重低估国家间真实的心理文化差异。例如，许多试图检验心理效应跨文化异质性的研究（如“Many Labs 2”项目）未能发现显著差异，可能正是因为它们过度依赖了各国的高学历学生样本，这些样本本身在文化上已与WEIRD国家趋同。因此，这为“样本缺乏多样性可能导致对心理普遍性的错误结论”提供了实证支持。
在理论上，研究结果挑战了单纯的现代化理论（即认为富裕就会导致文化趋同），因为收入并未显示出与WEIRD文化相似性的关联。它强调需要更细致地理解“WEIRD”概念本身，并关注教育这一特殊渠道在文化传播中的核心作用。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揭示教育传递WEIRD价值观的具体因果机制（是课程内容、学校结构，还是伴随的教育机会？），并探索在非西方教育传统深厚的地区（如某些儒家文化圈国家），高学历是否与不同的文化模式相关联。
总之，White等人的工作警示学术界，要建立真正普世的人类心理学，不仅需要超越WEIRD国家的样本，还必须超越学生和高学历人群的样本，更深入地考察社会经济地位、特别是教育背景在塑造文化多样性中的关键角色。这项研究为更包容、更具代表性的心理与行为科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实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