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2023年夏威夷不同职业人群自杀率分析：揭示高危职业的公共卫生意义

本研究旨在量化2013-2023年夏威夷不同职业人群的自杀率差异，以识别高危职业群体，为制定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策略提供数据支持。研究人员分析了1988例20-64岁自杀者的死亡证明，发现木工、建筑工人、农民与渔民、音乐家与艺术家、园艺师与场地管理员等职业的自杀率最高，显著高于行政支持、教育和医疗等职业。该研究为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和精准干预提供了重要依据。

尽管数十年来人们持续努力降低自杀风险，但美国在过去二十年的自杀率仍在不断攀升。这背后存在着复杂的个体和社会因素，其中，一个人的职业背景是否与自杀风险相关，正成为公共卫生研究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夏威夷，其独特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丰富的人口文化多样性以及城乡差异，都可能塑造出与其它地区不同的自杀风险图谱。为了应对这一严峻的公共健康挑战，识别出具有最高自杀风险的职业群体，从而“靶向”地配置有限的预防资源和干预措施，显得尤为迫切。为了探索这一可能性，研究人员Thao N. Le和Daniel J. Galanis开展了一项研究，系统分析了2013年至2023年间夏威夷不同职业人群的自杀率。这项研究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期刊，为我们揭示了职业与自杀风险之间不容忽视的联系。

为了精确量化不同职业人群的自杀率，研究人员运用了多种关键技术与方法。核心数据来源于夏威夷2013-2023年的死亡证明记录。研究人员从2430份死亡证明中，筛选出1988例20-64岁、被认定为自杀的个案作为研究样本，自杀的认定依据是ICD-10（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中的根本死因代码X60–X84和Y87.0。对于每个个案的职业信息，研究团队采用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职业分类方案进行标准化编码。这并非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死亡证明上多为自由文本描述。为此，他们利用了一个基于1999-2012年间近9.6万份夏威夷死亡证明建立的庞大参考档案库，将文本描述映射到标准职业代码，并对剩余无法自动匹配的记录进行了人工审查。最终，约80%的记录成功匹配。为了计算自杀率，研究将11年间各职业的自杀死亡总数作为分子，分母则采用了对应时期、基于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ACS）数据并通过IPUMS（综合公共微观数据系列）平台获取的20-64岁、在相关职业中就业的人口年度估计值。统计比较则采用了Tukey HSD（Tukey's hone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检验、Fisher精确检验和Z检验等方法。

3. 结果

3.1. 按主要职业类别划分的自杀率

研究发现，1988名自杀者的平均年龄为41岁，但不同职业群体间差异显著。例如，军人、厨师与餐饮工作者、建筑工人、农民与渔民的死者平均年龄更为年轻。在所有死亡案例中，男性占了绝大多数（78%），在军人、技工、司机、公共安全与急救人员、建筑工人、农民与渔民等11个职业群体中，男性占比更是超过了93%。女性仅在医疗保健行业（54%）和行政/文书支持职业（48%）的自杀者中占较高比例。

不同职业群体的粗自杀率和年龄调整自杀率差异巨大。展示了这一结果。自杀率最高的五个职业群体是：木工、建筑工人、农民与渔民、园艺师与场地管理员、以及音乐家与艺术家。这五类职业的年龄调整自杀率均高于每10万工作者46人，显著高于其他14个年龄调整率低于每10万30人的职业群体。自杀率最低的职业出现在行政支持和文书职业，其次是教育服务、销售、医疗保健以及工程师和科学家。

3.2. 自杀率最高的职业群体

研究进一步分析了上述五个高自杀率职业群体中，男性的年龄分层情况。显示，农民与渔民的粗自杀率最高，且在20-39岁年龄组中显著高于50-64岁年龄组。木工、建筑工人、园艺师和场地管理员的年龄分层趋势则不明显。由于音乐家与艺术家的死亡案例较少，未进行年龄分层比较。

4. 讨论与结论

该研究的发现与之前美国的研究基本一致，即自杀风险在职业、年龄和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且这种模式具有跨时间和地理区域的持续性。自杀者以男性为主，以及建筑、农业、渔业和艺术相关职业自杀率较高的现象，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报告的国家模式相符。高风险职业通常与体力劳动、资源依赖型工作相关，而行政、教育、医疗等职业的自杀率较低，这可能与工作稳定性更高、福利保障更好或教育水平更高等保护性因素有关。

研究也揭示了方法学上的挑战。例如，军人职业的高自杀率可能受到“分母效应”的影响，即计算分子时可能包含了已退役人员，而作为分母的现役军人数量相对较少，从而高估了自杀率。此外，退休人员的影响是一个关键考虑。由于死亡证明不常规记录退休状态，将退休人员的自杀归因于其“通常职业”，可能会夸大职业与自杀风险的关联。为了更准确地评估职业相关风险，本研究将分析样本限制在65岁以下人群。

自杀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本研究仅调整了年龄和性别，许多潜在的混杂因素，如医疗保健和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社会孤立、潜在心理健康状况、经济压力和致命手段可及性等，都可能对自杀风险产生重大影响，但仅凭死亡证明数据（特别是仅凭职业摘要）无法评估这些因素。这是本研究的主要局限之一。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本研究的发现对自杀预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它强调了针对特定职业、甚至针对特定性别/年龄（如农民中的年轻男性）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在建筑、农业、渔业、艺术以及某些服务行业，工作场所是预防自杀的关键场景。干预措施应优先考虑男性主导和年轻的劳动力群体，纳入常规心理健康筛查，改善医疗可及性，并解决与工作相关的压力源，如体力消耗、工作不稳定和孤立无援。不同职业在年龄模式和致命手段可及性上的差异，也凸显了定制化策略的重要性，包括致命手段安全、同伴支持计划、主管培训以及改变组织文化（如对身心健康的态度）等。针对性的策略（如提高认知和资源可及性）与基于工作场所的广泛预防策略（如改善工作条件）相结合，辅以人群层面的方法（如减少污名化），或可减少自杀风险的职业差异。

在夏威夷，一些针对性的预防工作已经展开。例如，“福祉种子——热带农业与人类韧性学院”（SOW-CTAHR）项目专门针对农民开展压力和自杀预防工作，强调同伴支持模式。“美国自杀预防基金会夏威夷分会”连续两年举办聚焦建筑行业的“希望徒步”活动。夏威夷州卫生部门也正在与多个跨机构合作伙伴合作，通过“积极社区规范”模型革新预防信息，并考虑融入文化因素、协作性和上游性的预防/干预措施。

总而言之，这项研究证明了自杀风险在职业、年龄和性别/社会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强化了职业作为自杀死亡的一个重要背景因素，也为公共卫生自杀预防策略提供了方向。对于夏威夷而言，建筑、艺术与娱乐、农业与渔业行业的高自杀率与先前的研究一致。行政、教育和医疗行业的低自杀率进一步凸显了不同职业类别间的异质性。这些发现共同支持了对特定职业自杀率进行审慎解读的必要性，以及为高危职业群体量身定制、基于证据的预防策略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