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背景 尽管身体活动因其对抑郁症状的保护作用而得到广泛认可，但解释这一关系的具体心理机制，尤其是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本研究旨在阐明：坚毅是否可作为一个假设性的中介变量，用以解释身体活动如何与该人群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相关联。
该论文发表于《PLOS One》，聚焦中国大学生身体活动、坚毅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并尝试在心理韧性理论（resilience theory，以个体在逆境中维持适应与恢复能力为核心的理论框架）下解释身体活动影响心理健康的作用路径。研究背景在于，抑郁已成为大学生群体中日益突出的心理健康问题，且中国大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呈上升趋势。既有研究虽已较充分证明身体活动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负向关联，但对其中介性心理机制的揭示仍不充分，尤其是在中国文化情境下，对“坚毅”（grit，即长期目标上的持续兴趣与坚持努力）这一积极人格特质的关注相对有限。基于此，研究人员提出，有必要在中国大学生样本中系统检验“身体活动→坚毅→抑郁症状”的中介模型，以丰富抑郁症状保护机制研究，并为高校心理健康促进策略提供经验依据。
从理论上看，研究以心理韧性理论为基础，将身体活动界定为一种可操作的适应性行为资源，将坚毅视为相对稳定但可培养的个体保护性因素，将抑郁症状视为逆境相关心理困扰的重要表现。文章指出，中国大学生面临学业压力、职业不确定性及人际压力等多重应激源，因此，探索低成本、易推广的保护因素具有现实必要性。研究假设包括两点：其一，身体活动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其二，坚毅在身体活动与抑郁症状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最终结果支持这两个假设，其中第二个假设体现为“完全中介”，即身体活动对抑郁症状的影响主要通过坚毅传递。
研究方法方面，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设计，于2025年5月29日至6月20日期间，使用便利抽样在中国多所高校招募全日制大学生，最终纳入3,140份有效问卷。身体活动采用身体活动等级量表-3（Physical Activity Rank Scale-3, PARS-3）测量，坚毅采用简式坚毅量表（Short Grit Scale）测量，抑郁症状采用患者健康问卷-9（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测量，并控制年龄、性别、年级、专业和教育层次等协变量。统计分析使用SPSS 29.0和Amos 29.0，先进行描述统计、Spearman秩相关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再通过PROCESS Model 4结合5,000次偏差校正Bootstrap检验中介效应。
在结果部分，文章首先报告了样本的人口学与核心变量特征。样本平均年龄为20.02岁，女性略多于男性。身体活动均值为18.50，按既定标准划分，69.39%的学生属于低运动量，提示该群体总体身体活动水平偏低。PHQ-9抑郁症状均值为7.60，以≥11分为筛查阈值时，19.24%的学生表现出具有临床意义的抑郁症状。坚毅均值为25.21。这些基础结果说明，在大学生群体中，低身体活动与较明显的抑郁风险并存，凸显了开展相关研究和干预的必要性。
在“Preliminary analyses”部分，研究人员首先检验共同方法偏差。Harman单因子检验提取出4个特征值大于1的潜变量，第一公因子解释率为33.66%，低于40%的常用阈值；同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框架的CFA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拟合较差，而假设的三因子测量模型拟合可接受，说明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随后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所有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均为1.018，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共线性问题。这些分析为后续中介模型检验提供了方法学支撑。
在“Correlation analysis”部分，研究人员通过Spearman秩相关分析考察三项核心变量之间的双变量关系。结果显示，身体活动与坚毅之间呈弱正相关（ρ = 0.165, p < 0.001），表明身体活动水平越高，个体坚毅水平往往越高；身体活动与抑郁症状之间呈弱负相关（ρ = −0.089, p < 0.001），即身体活动越多，抑郁症状越轻；坚毅与抑郁症状之间呈中等程度负相关（ρ = −0.361, p < 0.001），说明坚毅越高，抑郁症状越低。文章还指出，虽然身体活动与抑郁症状的双变量相关效应较小，但在群体层面仍具有公共卫生意义。此外，复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和平均方差提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均达到推荐标准，Fornell–Larcker判据也支持各潜变量之间具备区分效度。
在“Grit as a mediator”部分，研究人员进一步检验中介模型。在控制年龄、性别、年级、教育层次和专业后，路径分析显示：身体活动可显著正向预测坚毅（路径a：a = 0.027, p < 0.001, 95% CI [0.020, 0.033]）；坚毅可显著负向预测抑郁症状（路径b：b = −0.483, p < 0.001, 95% CI [−0.529, −0.437]）。Bootstrap结果证实，身体活动经由坚毅影响抑郁症状的间接效应显著（ab = −0.013, 95% CI [−0.016, −0.010]）。与此同时，身体活动对抑郁症状的总效应显著（路径c：c = −0.015, p < 0.01, 95% CI [−0.024, −0.006]），但在纳入坚毅后，其直接效应不再显著（路径c’：c’ = −0.002, p > 0.05, 95% CI [−0.011, 0.007]）。这意味着坚毅在二者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即身体活动与抑郁症状的关联主要并非以直接方式实现，而是通过提升坚毅而间接产生影响。进一步Bootstrap区间分析亦表明，这一间接关联在非正态分布条件下仍保持稳健。
在讨论部分，论文将主要结果与既有文献进行对照，认为身体活动与抑郁症状负相关的发现，与既往大量经验研究一致；而坚毅的完全中介作用则扩展了关于身体活动促进心理健康的机制性认识。文章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与行为多层面梳理了身体活动可能关联抑郁缓解的路径，如神经递质释放、注意调节、自我效能提升、社会支持增强、睡眠改善与久坐行为减少等。但本研究特别强调，在大学生这一长期面对学习与生活压力的群体中，坚毅可能是连接行为资源与心理适应的重要心理桥梁。研究还指出，身体活动本身包含目标设定、持续投入与克服障碍等过程，这些经历与坚毅形成过程具有一致性；而高坚毅个体又更可能将挑战视为成长机会，从而表现出更高的抗压能力和更低的无助感。
论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其一，在心理韧性理论框架下，将坚毅确立为身体活动关联抑郁症状的重要心理资源，扩展了保护因素研究范畴；其二，揭示了身体活动—心理健康关系中的一条较少被讨论的中介路径，尤其补充了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证据；其三，强调坚毅并非完全不可改变的固定人格，而可能随健康行为共同发展；其四，通过较大样本的中国大学生数据，为理解集体主义文化和重视坚持的社会价值如何影响坚毅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支持。文章同时指出，这种关系虽在统计上稳定，但效应量总体较小，更应从群体预防意义而非强临床效应角度理解。
在实践意义上，研究提示高校心理健康促进不宜仅关注症状干预，也应加强可及性更高的行为性预防策略。由于身体活动成本低、副作用少且较易推广，学校可通过灵活运动项目促进学生参与；同时，若在身体活动推广中加入坚毅培养内容，如长期目标设定、坚持训练、挫折应对和内在动机激发，可能更有助于提升心理福祉。文章认为，这对于专业心理服务利用率相对较低的大学生群体具有现实价值。
研究也明确了局限性。首先，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变量间的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其次，所有变量均来自同一时间点的自陈问卷，仍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变异风险；再次，便利抽样限制了结果的普遍推广性，且样本仅来自中国大学生，文化特异性需要注意；此外，PARS-3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34，略低于常用标准，可能削弱身体活动测量的精确性；最后，中介模型对坚毅与抑郁症状的解释率分别仅为R
2 = 0.023和R
2 = 0.127，提示尚有其他重要预测因素未被纳入。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提供了初步证据，表明坚毅作为一种心理资源，在中国大学生身体活动与抑郁症状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这些结果说明，与身体活动相关的心理健康获益并不仅仅反映生理过程，也与长期目标上的坚持努力和热情培养密切相关。研究发现支持一种更为综合的学生福祉促进路径，即将身体健康促进与关键品格优势发展相结合，从而增强与抑郁相关的心理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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