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是一种致死性神经退行性疾病,其特征为上运动神经元(UMN)和下运动神经元(LMN)丧失。由于缺乏特异性生物标志物,ALS的诊断仍可能具有挑战性,因而需要详尽的临床评估、全面的肌电图(EMG)检查,以及通过实验室分析和影像学检查排除鉴别诊断。Gold Coast标准(GCC)取代了修订版El Escorial标准(rEEC)和Awaji标准(AC),从而简化了ALS诊断并规范了与患者的沟通。 方法 本项回顾性研究在一家神经肌肉病专科中心中比较了GCC与rEEC及AC的敏感性。 结果 共纳入431例疑似ALS患者,其中426例患者最终被诊断为ALS。GCC显示出高于rEEC和AC的敏感性。将神经丝水平探索性纳入扩展诊断框架,并未提高rEEC和AC的敏感性。 结论 GCC持续用于临床实践应被视为ALS诊断的标准。对此而言,谨慎的临床检查和电生理检查尤其关键,并可辅以神经丝等生物标志物。 意义 这项回顾性真实世界研究表明,在神经肌肉病专科门诊环境中,GCC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本文发表于《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Practice》,是一项围绕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诊断标准进行的单中心回顾性研究。ALS是成人最常见的运动神经元病,具有进行性、致残性和致死性特征,核心病理表现为上运动神经元(UMN,上位中枢运动通路受累)和下运动神经元(LMN,脊髓前角细胞及相关外周运动单位受累)逐步丧失。由于该病临床异质性强,起病部位可为延髓、颈段、胸段或腰段,病程推进速度及UMN/LMN受累组合差异显著,早期诊断始终困难。既往临床普遍依赖修订版El Escorial标准(rEEC)与Awaji标准(AC)进行分类,但这两套标准层级复杂、观察者间一致性有限,而且“可能ALS”等分层在沟通中容易制造不确定性,也可能限制早期病例纳入临床试验。2019年提出的Gold Coast标准(GCC)将ALS诊断简化为“ALS”与“非ALS”二分结构,强调进行性运动神经元功能障碍,以及单一解剖区域内同时存在UMN和LMN受累,或至少两个区域存在LMN受累。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正是为了在高疑诊概率的专科真实世界队列中,检验GCC是否较既往标准具有更高诊断敏感性,并进一步探索神经丝(neurofilaments)能否作为附加生物标志物改善传统标准的诊断表现。研究结果表明,GCC在该专科ALS大学中心中具有最高敏感性,且即便将血清神经丝轻链(NfL)与脑脊液磷酸化神经丝重链(pNfH)纳入扩展框架,也未能超过GCC的诊断效能。这一结论说明,在ALS诊断中,临床评估与电生理检查仍然构成核心基础,而生物标志物目前更适合作为补充支持,而非替代现有诊断主轴。
就主要技术方法而言,研究采用单中心、回顾性、连续入组设计,遵循STARD 2015报告规范,纳入2010年8月至2023年7月在德国Hannover Medical School神经内科接受进一步评估的成年疑似ALS患者。研究人员系统收集临床资料、EMG结果、实验室与影像学排查资料,并按延髓、颈段、胸段、腰段记录UMN与LMN体征。EMG采用中心标准化方案覆盖四肢、椎旁肌及舌肌。以病史进展和充分排除拟似病(mimics)后的临床最终诊断作为参照标准,由两名有经验神经科医师复核。统计学上计算各标准敏感性及
95 %置信区间,并以McNemar检验比较差异;在有神经丝数据的患者中,进一步探索rEEC-plus与AC-plus框架。
**3.1. Patient cohort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研究初始筛选483例患者,因缺失临床检查或EMG资料排除52例,最终431例进入分析。该队列中,426例最终诊断为ALS,仅5例为非ALS,提示该样本具有极高诊前概率,符合ALS专病中心的转诊现实。ALS患者起病中位年龄为64岁,从症状出现到确诊的中位病程为12个月,提示即使在专科环境中,诊断延迟仍然存在。起病部位以脊髓型最常见,其中颈段起病与腰段起病占比较高,近三分之一患者为延髓起病;表型方面以经典型ALS最常见。非ALS病例包括遗传性痉挛性截瘫可能病例、包涵体肌炎(IBM)、免疫介导性多发性神经病和臂丛神经炎,均属于临床上与ALS较易混淆的疾病谱,反映出ALS早期鉴别诊断的复杂性。
**3.2. Sensitivity & subgroup analysis**
在总体队列中,GCC的敏感性为92.5%,显著高于AC的72.5%和rEEC的71.1%。即便在将“possible ALS”纳入阳性判断的更宽松情境下,AC possible与rEEC possible的敏感性仍仅为84.3%和84.0%左右,依然低于GCC。由此可见,GCC在真实世界专科队列中具有最优的病例识别能力。分层分析进一步显示,在病程<18个月患者中,GCC同样优于所有其他标准,说明其在早期诊断阶段优势更明显。按起病部位分析,颈段和腰段起病患者中GCC敏感性最高,分别达到96.1%和93.1%,表明GCC对肢体起病ALS尤其适用。按表型分析,在以LMN受累为主的Flail-arm syndrome(FAS)和进行性肌萎缩(PMA)中,GCC同样显著优于其他标准,这是因为GCC允许依据至少两个区域LMN受累建立诊断,而rEEC与AC并不支持仅凭LMN受累诊断ALS。相对地,在以UMN受累占主导的原发性侧索硬化(PLS)样表型中,GCC敏感性明显较低;在延髓起病患者中,AC possible敏感性略高于GCC。这些结果提示,GCC在LMN主导型ALS中的表现尤佳,但对纯UMN或近纯UMN表型覆盖不足,这是其概念设计带来的边界,而非单纯操作失误。
**3.3. Neurofilaments**
在神经丝分析部分,研究人员报告了不同表型和起病部位的NfL与pNfH分布。总体上,延髓麻痹型进展(PBP)、PMA和FAS的血清NfL水平较高,而PLS最低;脑脊液pNfH亦呈类似趋势,FAS和PBP最高,PLS最低。按起病部位观察,延髓起病患者的血清NfL最高,腰段起病患者脑脊液pNfH较高。上述结果支持神经丝水平与疾病受累模式、运动神经元受损广泛程度及预后差异相关,也提示神经丝可能有助于ALS亚型分层。但本研究中,神经丝的角色主要是描述性和探索性的,并未直接改变GCC的诊断主导地位。
**3.4. Comparison between rEEC-plus, AC-plus and GCC**
在具有神经丝数据的子队列中,研究人员构建了rEEC-plus与AC-plus,即在原标准基础上,将神经丝升高引入“possible ALS”层级的诊断判断。结果显示,加入神经丝后,rEEC和AC的真阳性数确有增加,但其敏感性仅达到89.0%左右,与rEEC possible或AC possible相近,并未超过GCC的97.3%。这说明在高疑似专科队列内,神经丝虽可增加传统标准识别出的病例数,却不足以实现对GCC的超越。换言之,神经丝目前更像是对临床—电生理评估的支持,而非足以重塑诊断框架的独立决定因素。
**3.5. False positive and false negative cases with GCC**
GCC在总体队列中仅出现3例假阳性,分别最终诊断为包涵体肌炎、获得性脱髓鞘性感觉运动神经病和残余性臂丛神经病。三者共同特点是均可呈现LMN优势表型,提示GCC在某些慢性、局灶性或症状重叠病例中仍需依赖充分鉴别诊断与随访校正。假阴性共32例,多数为延髓起病,且UMN体征占主导,超过半数完全缺乏LMN受累证据。神经丝子队列中,GCC仅有3例假阴性,其中2例虽未达到GCC阈值,但存在明显神经丝升高,且按rEEC或AC可归入possible ALS。这一现象提示,在延髓起病或纯UMN受累患者中,神经丝也许有潜力作为辅助线索,但由于样本量有限,研究并未据此作出扩展性判断。
讨论部分的核心观点可概括为四个层面。第一,GCC较rEEC和AC具有稳定更高的敏感性,这一优势在LMN主导、肢体起病及PMA/FAS等表型中最为显著,说明其更贴近ALS临床异质性现实。第二,GCC的二分类结构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可简化EMG解释与文书记录,减少“可能”“很可能”“明确”等层级标签带来的沟通困境,也有助于减少等待疾病进展后再重新归类的被动局面。第三,神经丝生物标志物验证了其在疾病分层和预后评估中的潜在价值,但在本研究设定下,加入NfL和pNfH并未使传统标准的敏感性超过GCC,因此ALS诊断仍应以临床和电生理证据为基础。第四,本研究也清楚呈现了局限性,包括单中心回顾性设计、非ALS对照极少导致特异性难以可靠评估、随访不完整,以及最终诊断与被检标准共享临床/电生理信息所带来的并入偏倚(incorporation bias)。不过,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局限虽然影响绝对准确性估计,却未削弱rEEC、AC与GCC之间相对比较的有效性。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总之,在本高诊前概率队列中,GCC的敏感性高于rEEC、AC、纳入possible分层的rEEC和AC,以及将神经丝整合入诊断流程后的rEEC-plus和AC-plus。GCC非常适合在ALS专科门诊中应用,并可能促进ALS的早期诊断。ALS是一个从LMN受累到UMN受累连续分布的疾病谱。GCC能够覆盖PMA,但不能覆盖PLS。神经丝等生物标志物未来可用于进一步优化诊断标准,从而更全面覆盖ALS整个疾病谱。仍需前瞻性、多中心研究对这些发现加以验证,并进一步明确生物标志物在ALS诊断标准中的具体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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