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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光华教授邹恒甫被辞 挑战高校人事机制
北大光华教授邹恒甫被辞 挑战高校人事机制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高校人事制度究竟路向何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邹恒甫事件”再次将这一话题引出。
6月10日，世界银行研究部经济学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邹恒甫在其博客上公开了致教育部部长周济的公开信。
信件的大意是，邹恒甫于4月6日接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的信件，称从今年5月1日起，邹将不再享受学院任何待遇，并开除其在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职务，将其人事档案移交北大人事部，并称此为光华管理学院4月4日院长会议作出的决定。
按照邹恒甫公布的邹、张二人私人电子信件，张维迎给予的解释是过去几年他很少到校上课，没有承担教职员工责任以及过多卷入其他学校活动违反了光华管理学院的制度。
“在此之前，维迎并没有通知我违反了光华管理学院的规定，不许我在其他学校免费办教育事业。”邹恒甫在其搜狐博客的公开信中说。
邹恒甫亦承认，从2001年，由于主要任务已完，他“又开始天马行空”到浙江大学帮忙。但他同时又声称，其在光华上完课，是在家里辅导研究生，并不是张维迎所说的“Long-Time-No-See”(很久不见)的同事。
身在美国的邹恒甫昨晚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电话采访时继续重申，他曾经在家中为学生授课，这是张维迎所不知道的。邹恒甫同时表示，这篇公开信是他口述，学生帮助录入的。
现年45岁的邹恒甫1989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90年至今长期供职于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被认为是留学海外中国经济学家中最优秀的宏观经济学家。他曾在武汉大学等多所国内高校创办经济学研究中心，推广现代经济学。
1999年邹恒甫受聘担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主任。在北大期间，邹积极推进了光华管理学院的课程改革，并主编了国内第一份英文经济学和金融学刊物《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生性爽朗的他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张维迎等学术观点。
“这就像我给他一座房子，他却要问你为什么不给他一根冰棍？”在本报记者谈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决定中提及的上课任务问题时，湖南口音的邹恒甫反驳说。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EMBA中心主任王亚非对本报记者表示：“作出对邹恒甫解聘的决定不是张维迎一个人，而是院务会议集体决定的，依据的是学校聘任教授的一些具体规定。”
经本报查证，《北京大学关于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聘任的若干意见》(校发[2001]167号)中的确规定：“教学任务没有达到学校要求的不能聘任教授系列的职务”；并规定“到2002年9月，无教学任务的教师，其专业技术职务将由教授系列转聘为研究员系列”。但并没有详述此教学任务以何种方式进行。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位人士表示，这个事件还是主要看当时与邹恒甫是怎样签订的合约。上述人士也承认，正是邹恒甫对光华管理学院的“激进课程改革”，使光华课程风格面貌一新。如在光华开设“国学课程”、希望把学生培养成具备自己心目中的知识结构和学术旨趣的人才等。
但“张(维迎)老师和邹(恒甫)老师就如何推进现代经济学教育出现了分歧”，上述人士说，“正是这种分歧导致邹开始把重心放在了武汉大学。”
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王旭明昨日对本报记者表示，他尚不知晓此封发给周济部长的信件内容。
截至昨晚本报截稿，张维迎手机处于关机状态，记者未能与其取得联系。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的进展。
台一教授防作弊胶带贴住学生嘴
大河网-河南商报
商报讯据台湾媒体报道，防作弊却惹出风波的台“中国医药大学”副教授张贤哲，本来11日要向学生道歉，结果反受到学生鼓掌、献花热情欢迎。
据报道，中医特考及格训练班的学员上月考试，因须关灯播放幻灯片考药材名，张贤哲为防学生在黑暗中出声作弊，要求学生嘴贴上胶带。传出有女学生觉得受辱，边考边哭。张贤哲的做法遭到非议。
张贤哲前日抵教室上课前，学员在电梯口迎接，走进教室时全班起立鼓掌、献花。接着班长发表声明，希望事情圆满落幕，好让学员继续在课堂接受专业知识训练。
“很意外，学生没把我送上‘断头台’。”张贤哲说，以后不会再用口贴胶带方法考试，并强调事件“到此为止”。 （华夏）正处级＝教授＜副处级
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公式。“正处级＝教授”是指现在很多大学在实行岗位津贴制时的规定，教授的岗位津贴相当于正处级(依此类推，副教授的岗位津贴相当于副处级，讲师的岗位津贴相当于科级)。注意，是说教授相当于正处级，而不是说正处级相当于教授。这种“相当于”无疑暗含着教授(教学职称)向正处级(行政职务)看齐的官本位意识。大凡说A相当于B，其潜台词就是指A不及B，应该以B为评判标准。比如说某某酒相当于茅台，其实就是说茅台是评价某某酒的标准。
如果说“教授的岗位津贴相当于正处级”之语中的官本位意识还有些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话，那么下面的说法中，官本位意识就暴露无遗、昭然若揭了。某大学在一次干部任前公示中有这样一句话：“……现拟提拔××教授为副处级领导干部……”我特别注意到了“提拔”一词，既感到好笑，又感到纳闷、愕然：在实行岗位津贴制时相当于正处级的教授为何要经过“提拔”才能担任副处级领导干部呢？显然，在“提拔”前，教授的地位一定低于副处级领导干部的地位，仅相当于科级，或者副科级，甚至什么都不是。即公式中的“教授＜副处级”。
“正处级＝教授＜副处级”的公式确实能反映出目前大学的怪现状。在大学如果能谋得一个行政职位，就能左右逢源。课题、获奖、旅游(美其名曰考察)等诸多实际利益和机会便接踵而至。前不久，我从一个资料上看到东北某大学的一个校长一年中竟然申请下来五六个课题。也许这位事务繁多的校长在学术上确实有过人之处；不然，普通老师几年才可能申请下来一个课题，而他何以能在一年中申请下来几个课题呢？
还有一个怪现象是，假如一个副教授钻山打洞，挤到了行政岗位，他就有权力对教授发号施令，说三道四，甚至决定教授的命运和前途。一位副处级领导干部在评选特聘教授的会议上这样说：“我心系百姓……”俨然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
其实，教授才是大学的根本动力和发展保障。教授兴，则大学兴；教授亡，则大学亡；教授荣，则大学荣；教授耻，则大学耻。记得美国某大学的校长在上任时对教授们说：“我代表学校感谢各位员工……”一位教授马上站起来说：“尊敬的校长先生，教授不是员工，教授就是大学!”
对，教授就是大学!
教授＝大学!
(作者陈吉德为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中国高校董事会功能需扩充
科学时报 2007-6-12 作者：记者 李爱华
●自1642年产生至今，美国高校董事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与权力机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
●我国公办高校董事会更像是个参与型董事会，承担着筹措资金、校企合作、对外联络等功能。
●中国的高校董事会不会发展为类似美国的高校董事会，不妨在现有基础上好好发挥作用。5月，同济大学正式成立校董事会，国内为数不多的公办高校董事会队伍又添一员。据了解，自20世纪初一些教会大学、民办大学将西方的高校董事会制度引入国内，至今已近百年。在这百年中，中国高校董事会无论在其地位、功能、人员构成、日常运作上，均与其引进的原形有极大不同。
董事会新模式四位一体
北京交通大学校企合作办公室主任伊激介绍，在北京交大，校董会由学校直接领导，但由校企合作办公室负责运作。该办公室同时还承担着基金会、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等相关运作。除决策、监督功能未能体现，董事会的全部功能都在这个办公室进行实施，可谓四位一体。
伊激说，该办公室算是董事会秘书处的主要工作地，工作人员有十余人，董事会的事务不算很忙。筹集校外资金的任务目前已交付2006年新成立的基金会名下，仍由这个办公室进行运作。董事会工作除每月一期工作简报寄送给董事单位，为各学院及董事单位联系员工培训、学生实习基地，最重大的事情就是全体会议，1998年，第三次会议举行，2003年第四次，2006年第五次，今年6月将举行第六次全体董事会议。
据了解，北交大董事会目前共有包括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在内的65家董事单位。这些单位大多为铁路体系单位，在2000年学校由铁道部划转教育部直属管理之前，大部分就已交纳30万元至100万元不等的资金加入到董事会中。这些单位在为北交大学生实习和社会实践方面提供了大量的优惠和便利条件，共有30多位董事单位领导担任学校兼职教授，到校作报告。
伊激表示：“校董事会在资金筹措、改善办学条件、对外联络、人才培养、科技开发合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事实上，不少高校及董事单位在目前董事会体系下已经尝到了甜头。中国传媒大学董事成员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总理经王兰柱介绍，自1994年加入中国传媒大学董事会，他所在公司已为中传提供了几百万元的软件、第一手的第一线的研究数据(如收视率数据等)；每年合作3～4个研究课题；设立柯会新奖学金；每季度开展培训班，已培训4届，超过200人。
“但交流一定是双方面的。”王兰柱说，“加入到董事会，学校的一些前瞻性的研究成果、行业规划发展理论可以及时获得，同时选拔人才也是如此，在给学生提供实习基地的同时，也提前、优先获得了人才。在研究方面，公司的研究总是与实际联系得较为紧密，但相应地，宏观的、理论性的研究比较少。以董事的身份参与到高校的科研、人才培养过程之中，加强合作，无疑对企业和高校来说都是种互补，也是一种重要的沟通渠道。”
北京交通大学董事单位自1998年至今，在北交大培训职工46000余人，培养在职各类高层次人才约1600人、工程硕士和MBA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进修班学习约2100人。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合作方面，该校设计研制的JT1型数字化通用机车信号系统及设备，在铁路1.2万台机车上使用推广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计算机联锁设备在60多个车站开通运用；电视监控设备，在北京、沈阳等路局的近30个客货站安装使用。通过铁路局合作产生经济效益两亿元。
同源异形的高校董事会
目前，国内共有包括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在内的约100所高校成立了董事会或相应的组织，如基金会、产学合作委员会、建设指导委员会等。其中，公办院校约占80%。
这些高校董事会的功能以筹措资金最为突出，如1998年10月，云南大学第五届董事会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即筹措资金5400万元；华北电力大学董事会自2003年成立，3年内已筹措资金1.5亿元。
“高校董事会的功能主要还表现在牵线搭桥上。”伊激说，董事会对学校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吸纳更多的企业加入到队伍中，为学校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搭桥，如为学生联系实习基地，为企业培训人才，与企业合作开展课题研究，等等。这些计划的具体实施一般由各专业或学院自主与企业进行。
“应该说，与美国董事会相比，它的功能缩小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学博士后王绽蕊说，美国的高校董事会承担的职责和功能与国内高校董事会大有区别。她介绍，董事会是美国高校的最高权力机关，是高校治理体系的核心。其主要职责包括：确定学校的性质、目标、任务和战略方向并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任命校长，协助校长并监督校长；筹集资金，保障学校的办学经费；审批、检查教育计划和公共服务计划；沟通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保障学校自治，等等。
但是，董事会并不直接参与高校日常管理。在美国高校中，行政权力由以校长为首的管理层行使，教师行使学术权力，三方共同治理高校。但在一些声望不高的社区学院或技术学院，董事会干预学校日常管理的现象也比较普遍。
王绽蕊说，在成员构成上，目前国内高校董事会主要有两种情况，一为董事单位，一为董事。公立高校董事会大多以董事单位构成，无固定人员。如北交大董事会共65家董事单位，一般由这些单位的科技处、人事处负责人参加董事会议。中国传媒大学董事会包括中央电视台等近百家董事单位。但也有以相对固定的个人组成董事会成员的情况，如新成立的同济大学董事会由47名董事构成，其中7名来自科技教育界、5名来自国内外政界、35名来自国内外经济界。民办高校董事会成员大多为个人成员，一般由学校创始人任董事长。
在美国，高校董事会多为校外人士，其英语原文Lay-board直译过来即外行董事会，也就是说，高校董事会成员绝大部分并非来自高校，甚至多数并非来自教育界。他们多来自企业界、政府部门或所在社区，而非教师或其他高校内部群体，这是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的重要特征。
一般来说，公立大学董事多是本州或本学区的公民，政府官员担任公立高校董事的现象也比较普遍，但所占比例比较小。在有些高校或高校系统董事会，学生、教师等校内人士也可以加入董事会。但是，校长担任董事的权力受到很大制约。社区学院学区董事会一般不允许校长担任当然董事。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州立大学或学院，尤其是系统董事会中，校长担任当然董事的比例较大，但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有调查表明，只有为数极少的公立高校校长拥有投票权。在私立高校，一般由捐资方或创始人选择董事会成员，人员构成上相对稳定，多由工商界法律界人士、校长、行政人员和校友所组成，换届时仍由董事会补选。
美国公立大学董事会成员的聘任方式及程序与私立大学不一样。公立大学董事会成员大多由当地(一般为各州)选举产生，或由公共权力部门(如州政府)任命，其组成成员的代表性因此多有地域局限。这种公立大学董事会更近似于代表政府、强调对校长的监督。而私立高校由于经费极少来自政府，因而外部监督较少。这种高校董事会与校长的关系更近似于合作。但不论公立私立高校董事会，董事成员参加活动均无报酬，需自己支付费用。
“美国高校董事会强调监督、指导、咨询的功能，对高校的决策与管理起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王绽蕊说。
董事会应该建成一张网
“但美国模式不可能在中国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认为，由于制度、传统等原因，“我们当然不能指望高校董事会像美国的董事会一样发展。”
在美国，高校董事会是独立法人组织。因而在法律意义上，董事会就等同于这所学校，董事长就是这所学校的法人代表。董事会处于高校管理体系的最高层，具有决策权、选拔校长权，是学校的最高决策与权力机构。
除了一些被称为state agency(州立机构)的公立高校外，美国高校和政府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一般来说，政府没有权力强迫高校董事会执行它的决策，董事会的权力主要由法律进行调节。甚至一些私立高校和具有宪法特权的公立高校的董事会还可以不受立法机关制定的普通法规的制约。
而在我国，校长是法人代表，公办高校由党委领导，校长由上级主管部门指定。董事会不是决策机构，而是参与型部门。
潘懋元说，若严格以美国高校董事会定义，中国高校董事会近似于无，而且近期内，中国都不可能以美国模式发展。
“需要看到，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已经有很多年历史，法律制度已相对完善。”王绽蕊说。1642年，美国的哈佛学院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高校董事会，开始了至今365年的发展历史。在美国各州，均已形成相对稳定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来调节这些董事会。
我国在20世纪初借鉴了美国的高校董事会制度，其后，中断了50年，自80年代开始，陆续有一些行业特征明显的院校开始恢复董事会制度，但已经完全区别于世纪初的原形。一切才刚刚起步。
在中国国情下，高校董事会已发展为完全不同的模式，体制、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二者不具有可比性。”王绽蕊说。
但鉴于目前已存在的国内高校董事会已有相当数量，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消除它们当然是不可能的。
“董事会应该建成一张网。”中国传媒大学董事单位、星光影视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瑞福说，“高校可以通过秘书处等机构与董事单位联系得更加密切一些，包括提供素材、更多地结合单位实际开展合作课题等，以此把整个合作网搭建起来，否则，仅以吸纳资助金作为主要职能，会容易丧失其行业优势，无法吸引住董事单位。”
潘懋元认为，在现有层面下，国内高校董事会不妨在咨询、指导、筹措资金等方面作好基础、发挥作用，在高校与企业或行业间联结起来，为人才培养及人才输送提供便利。
潘懋元认为，校董事会的存在是以高校和单位共赢为最终目的。以体制保障董事会的稳定性，拓展多方合作渠道，制造长期合作动力，或可成为校董事会存在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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