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年人临终关怀模式变迁：基于年龄-时期-队列模型的性别与城乡差异分析

本研究针对中国老龄化加剧背景下临终关怀需求激增的现实问题，通过分析CLHLS 1998-2018年22,464例老年死亡人口数据，采用HAPC模型揭示了年龄与时期效应对临终关怀模式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传统"子女主导"模式面临挑战，照料责任正向外围亲属扩展，同时揭示了女性与农村老年群体在获取关怀服务中的持续劣势，为构建"家庭为主、专业为辅"的整合式临终关怀体系提供了实证依据。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预计到2050年65岁以上人口将达3.99亿。在这个银色浪潮冲击下，一个鲜少被关注的矛盾日益凸显：不健康寿命的延长使得老年人临终阶段需要更长时间的专业照护，但受传统孝道文化影响，中国老年人往往面临过度医疗与尊严死亡的缺失。更棘手的是，家庭结构核心化与劳动力迁移正在瓦解传统的多代同堂照料体系，而社会化临终关怀服务又尚未成熟。这种供需矛盾在性别与城乡维度呈现显著差异——老年女性因更长寿命面临更长的"无配偶照料期"，农村地区则因医疗资源匮乏陷入"双重照料真空"。西安交通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分析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调查(CLHLS)22,464例1998-2018年老年死亡案例，首次采用分层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解构了临终关怀模式的时空演变规律，相关成果发表于《BMC Geriatrics》。

研究团队运用多阶段随机抽样获取具有全国代表性的CLHLS数据，通过Katz指数评估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将临终关怀模式划分为配偶照料、子女照料、孙辈照料、亲友照料及正式照护五类。采用HAPC模型分离年龄、时期、队列效应，并通过多层次Logistic回归分析性别与城乡异质性。

年龄效应揭示代际责任转移
数据分析显示，随着死亡年龄增长，配偶照料概率以每年5.6%速率递减（84岁老人接受配偶照料概率仅4.7%），而孙辈照料概率每年增长2%，亲友照料呈U型曲线（83岁为拐点）。这印证了"差序格局"理论——当核心家庭成员（子女）因自身老龄化丧失照料能力时，责任会向"外圈"亲属（孙辈、远亲）转移。值得注意的是，子女照料概率未随年龄增长显著变化，暗示孝道文化虽维持基本照料供给，但已难应对超高龄老人的长期照护需求。

时期效应反映社会变迁冲击
2003-2005年成为关键转折点，此期间子女照料概率骤降12.4%，恰逢中国城镇化率突破50%引发大规模人口迁移。2010年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推行使农村老人配偶照料概率反超城镇（OR=1.38）。令人意外的是，正式照护使用率在观察期内持续走低，2015-2017年占比不足1.2%，揭示社会化服务发展严重滞后于需求增长。

性别差异暴露结构性不平等
老年男性获得配偶照料的概率是女性的3.6倍（OR=1.92），而女性依赖子女/孙辈照料的优势持续至105岁。这种"性别照料链"源于女性更长的丧偶期（农村65岁女性丧偶率达71.3%）及较低的社会资本积累。城乡对比显示，城镇老人早期（2003年前）更多利用配偶照料，但2010年后农村老人因新农保政策逆转劣势；而城镇老人始终在孙辈照料（+15.7%）和亲友照料（81-101岁+22%）上占优，反映城市更丰富的替代性照料网络。

讨论与政策启示
该研究首次证实中国临终关怀模式变迁主要受年龄与时期效应驱动，而队列效应不显著，说明1900-1930年出生群体普遍延续传统家庭照料模式。这暗示随着更晚出生队列（经历改革开放、独生子女政策）进入老年期，照料模式可能出现代际断裂。研究建议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三位一体服务体系，特别强调通过"医养结合"试点提升基层医疗机构临终镇痛能力。针对发现的性别与城乡差异，需建立农村老年女性专项补助，并将临终关怀服务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考核指标。

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突破传统单一时点分析，通过HAPC模型揭示了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临终关怀体系的动态适应机制。数据中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是：尽管孙辈照料显著增长，但70%的农村超高龄老人仍由子女主要照料，暗示孝道文化在资源匮乏地区具有特殊韧性。未来研究可结合CLHLS新增的二三级照料者数据，进一步分析"多照料者协同"模式的有效性，为应对深度老龄化社会提供更精细的政策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