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桑尼亚与越南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基于学校协同创建干预措施的混合方法研究

本刊推荐：为解决中低收入国家（LMICs）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缺口问题，研究人员在坦桑尼亚和越南开展了为期10个月的学校协同创建（Co-creation）心理健康促进（SBMH）混合方法研究。结果显示，干预显著提升了参与者的情绪素养（ELS，坦桑尼亚d=0.57）和积极应对策略（Active coping，坦桑尼亚d=0.55），定性证据揭示了积极的溢出效应。此研究为在LMICs推广以用户为中心的普适性（Universal）学校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可行范式。

在全球范围内，心理健康问题正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2019年有9.7亿人受到心理健康问题的困扰，而COVID-19大流行和生活成本危机加剧了这一状况。常见问题如焦虑和抑郁不仅强烈预测自杀风险及长期健康问题，每年还给全球经济造成1万亿美元的损失，中低收入国家（LMICs）尤其不堪重负。值得注意的是，焦虑和抑郁常常始于青春期，这使得针对青少年的干预措施显得至关重要，既能利用发展的“机会窗口”缓解长期个人和经济成本，又能防患于未然。

然而，尽管基于学校的心理健康（School-Based Mental Health, SBMH）干预措施在高收入国家被证明有效，但在LMICs的证据基础却相对薄弱。大多数相关研究和干预都在高收入国家进行，而在LMICs，虽然有一些针对已识别心理健康问题青少年的学校试验，但关注普适性（Universal，即面向全体学生而非仅针对有问题者）干预的研究几乎没有。同时，协同创建（Co-creation）方法——即让最终用户（如青少年）作为平等伙伴参与干预设计——在心理健康项目设计中显示出提高相关性和有效性的潜力，但这种方法在LMICs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应用仍然有限。

在此背景下，一项发表在《Cambridge Prisms: Global Mental Health》上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见解。这项为期三年的研究，在坦桑尼亚和越南这两个具有不同社会经济、技术和卫生系统背景的LMICs，探索了通过协同创建方式开发的普适性学校心理健康促进（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AMP） initiative的有效性。据研究者所知，这是两国首个此类协同创建的普适性SBMH initiative。

为了评估这项 initiative 的效果，研究团队采用了混合方法的准实验设计，并遵循解释性序列设计。定量部分包括在坦桑尼亚4所学校（基线n=400，终线n=488，其中干预组面板数据n=100）和越南8所学校（基线n=1,036，终线n=893，面板数据n=436）进行的前后测调查。调查使用了六项核心心理健康量表：情绪素养量表（Emotional Literacy Scale, ELS）、心理健康促进知识量表（Mental Health Promoting Knowledge scale, MHPK-10）、寻求专业心理帮助态度量表（Attitudes Toward Seek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ATSPPH）、Kidcope量表（评估非正式应对策略）、优势与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和WHO-5幸福感指数（WHO-5 Well-being index）。定性部分则在两国各进行了约90次（基线+终线总计约180次）的深入访谈（IDIs）、焦点小组讨论（FGDs）、家庭案例研究（FCSs）和关键知情人访谈（KIIs），受访者包括青少年、家长、教师和服务提供者，以三角验证和深入理解定量发现。数据分析针对两国分别进行，坦桑尼亚采用差异中的差异（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回归分析并进行了错误发现率（FDR）校正，越南则采用协方差分析（ANCOVA）。

研究结果揭示了该协同创建的 initiative 在多个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效果一：对心理健康素养的影响

在心理健康知识方面，定量分析显示，在坦桑尼亚，干预组在ELS上的提升显著高于对照组（调整后增益9.5%，FDR调整后p=0.027，效应量d=0.57）。在越南，干预组的ELS得分也显示出显著提升（提升5.3%，p=0.012，效应量η²=0.019）。定性研究为此提供了支持，参与者报告说对心理健康驱动因素的理解加深，并能以更积极的心态看待问题。例如，坦桑尼亚姆万扎的一位12岁女孩说：“我过去不知道争吵和辱骂会导致心理疾病，但这个项目增强了我的理解，我决定与家人分享。” initiative 还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非参与学生、教师和家长也报告了对心理健康认识的提高。

在求助态度方面，坦桑尼亚干预组显示出积极转变（相对于对照组增益9.1%，但FDR调整后p=0.055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效应量d=0.50）。定性研究发现参与青少年和家长对服务益处的认识有所增加，但污名化，尤其是在越南，仍然是一个障碍。越南还存在性别化的叙事，将心理健康问题与“女性化”特质相联系。

效果二：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使用SDQ和WHO-5评估心理健康状况。在坦桑尼亚，干预组在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urs）方面有提升趋势（相对于对照组增益8.6%，FDR调整后p=0.068，效应量d=0.38），但在统计学上不显著。在越南，定量分析未发现干预对SDQ或WHO-5的显著影响。定性研究则补充指出，尽管心理健康问题的驱动因素（如贫困、家庭关系、学业压力、网络过度使用等）依然存在，但参与青少年报告了更好的理解力和处理能力，改善了与父母朋友的关系，并能更好地应对学业压力。

效果三：对应对策略的影响

在应对策略方面，坦桑尼亚干预组在积极应对（Active coping）子量表上的提升显著高于对照组（增益15.6%，FDR调整后p=0.027，效应量d=0.55）。在越南， initiative 似乎阻止了情绪聚焦应对（Emotion-focused coping）的增加（干预组相对对照组下降14.4%，p=0.032，η²=0.015），但积极应对并未显著增加。定性研究证实了这种向更积极应对策略的转变，参与者报告减少了自我伤害、孤立等负面策略，转而采用倾诉、运动、寻求帮助等积极方式。越南一位17岁女孩分享道：“我过去……伤害过自己。但现在不再这样了。现在，我会找个朋友聊聊来应对悲伤。”

综合来看，这项研究得出结论：在坦桑尼亚和越南，通过协同创建方式实施的普适性学校心理健康促进 initiative 对青少年的情绪素养、求助态度、亲社会行为和积极应对策略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坦桑尼亚效果更为明显。越南效果相对混合的可能原因包括干预实施方式的差异、文化背景（如社会层级结构可能限制学生主动解决问题）以及研究团队在协同创建经验上的不同。尽管存在国别差异，但研究证实了协同创建方法在LMICs学校环境中的可行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国背景迥异，青少年在协同创建过程中认为重要的心理健康主题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提示青少年面临的心理挑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在资源有限的LMICs，通过与青少年协同创建，利用学校作为平台，实施结合数字和面对面元素的普适性心理健康促进措施是可行且有效的。这不仅为弥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缺口提供了替代方案，其观察到的溢出效应也提示了此类干预可能具有更广泛的社区影响力。研究者建议未来政策与研究应关注：将此类方法嵌入学校课程并确保资源；与多方机构合作提高心理健康素养；培养非专业心理健康工作者以支持服务提供；倡导与最终用户协同创建的普适性SBMH initiatives；以及进行更多可行性研究和有效性试验，以加强在LMICs实施、嵌入和推广此类方法的证据基础。该研究的局限性包括学校样本的非完全随机性、干预参与者的自我选择偏倚、对照组可能受到污染以及COVID-19疫情可能带来的影响。尽管如此，这项开创性的研究为在LMICs背景下设计和实施以青少年为中心的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证据，其后续项目M-BRIGHT正致力于将该模式推广至越南其他地区和柬埔寨，以探索如何更好地将这一方法制度化，最终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