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生活的大舞台上，性别偏见如同一个隐匿的 “幕后黑手”，悄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研究显示，全球各地的女性都可能遭受类似的性别偏见，它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却又常常被忽视。在校园里，大学生平均每天会遇到两次性别偏见，可他们却常常浑然不觉；在职场中，性别偏见也十分普遍，媒体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强化这种偏见。不仅如此，家庭环境里也有它的身影，影响着父母的态度和孩子的志向。性别偏见会让女性感到愤怒和痛苦，还会损害她们的自尊和幸福感。
为了深入了解性别偏见，帮助女性应对这一挑战，四川师范大学和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了相关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Psychology》上。
研究人员为了探究女性受害者在旁观者干预（Study 1）和忽视（Study 2）情况下应对性别偏见的具体心理机制，以及旁观者性别的影响，进行了两项实验。实验中，他们采用了多种技术方法。首先，通过同质便利抽样，选取了同一所大学的亚洲女学生作为样本，限制抽样偏差。其次，制作了不同版本的视频材料，让参与者观看后填写问卷，以此来测量参与者的愤怒、权力感、对施害者的评价和对抗意愿等。最后，运用了调节中介模型和自抽样法（bootstrapping method）进行数据分析。
下面来看具体的研究结果：
Study 1 中，研究人员提出了调节中介模型并进行验证。在变量相关性方面，愤怒和权力感都与对抗意图呈正相关（p<0.01），敌意性别歧视（Hostile Sexism，HS）与善意性别歧视（Benevolent Sexism，BS）显著相关（p<0.01）。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女性旁观者条件下的参与者对抗意图显著高于男性旁观者条件下的参与者。中介分析表明，愤怒通过权力感对对抗意图产生显著间接影响，支持了假设 H1。调节中介分析发现，旁观者性别调节了愤怒与权力感的关系，当旁观者为男性时，愤怒与权力感显著正相关；但旁观者性别未调节权力感与对抗意图的关系，仅部分支持了假设 H2 和 H3。这表明在旁观者干预性别偏见的情境中，男性旁观者的干预能使女性受害者的愤怒更有效地转化为权力感，进而影响对抗意图。
Study 2 进一步探究了旁观者忽视时受害者的心理机制。同样提出了调节中介模型进行研究。在变量相关性上，愤怒和对施害者的负面评价都与对抗意图正相关（p<0.01），HS 与 BS 显著相关（p<0.01）。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男女旁观者条件下参与者的对抗意图无显著差异，但女性旁观者条件下的参与者对施害者的负面评价更高。中介分析显示，愤怒通过对施害者的负面评价显著影响对抗意图，支持了假设 H4。调节分析发现，旁观者性别调节了愤怒与对施害者负面评价的关系，以及对施害者负面评价与对抗意图的关系，当旁观者为男性时，这些关系显著，支持了假设 H5 和 H6。这说明在旁观者忽视的情况下，男性旁观者在场时，女性受害者的愤怒更易转化为对施害者的负面评价，进而影响对抗意图。
综合两项研究，研究人员发现，当旁观者为男性时，女性受害者存在两种清晰的心理路径。在男性旁观者干预时，心理路径为：愤怒→权力感→对抗意图；在男性旁观者忽视时，心理路径为：愤怒→对施害者的负面评价→对抗意图。而当旁观者为女性时，未发现清晰的心理路径。
该研究意义重大。它揭示了女性受害者在性别偏见情境下的心理机制，强调了旁观者在性别偏见场景中的重要性。旁观者的性别和行为会影响受害者对情境的解读、情绪反应和后续行动。同时，研究也指出，受害者在旁观者干预时的心理状态比旁观者忽视时更积极。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拓展了以往的理论，加深了人们对性别偏见的理解，还为实际应用提供了指导。例如，企业和组织应开展旁观者干预培训，尤其是针对男性员工，帮助他们识别性别偏见行为、掌握合适的干预方法和支持受害者的技巧。学校和公共场所也应制定明确的反骚扰政策，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反性别偏见行动。
不过，该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研究仅关注了敌意性别歧视，未涉及善意性别歧视；主要以女性受害者为研究对象，未纳入男性受害者；研究场景局限于校园生活，未涉及其他场景；也未收集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未来的研究可以针对这些不足展开，进一步深入探究性别偏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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