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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深入探讨了“过敏肿瘤学”（AllergoOncology）这一前沿交叉领域，综述了过敏反应、IgE抗体及Th2免疫如何与癌症免疫监测、风险及治疗相互作用。文章指出，过敏性疾病及高水平IgE与部分癌症（如胶质瘤）风险呈负相关，揭示了免疫球蛋白E（IgE）、嗜碱性粒细胞、肥大细胞等经典过敏免疫元件在肿瘤生物学中的双重作用。作者阐述了从流行病学关联到分子机制（如FcεRI信号通路）的深刻见解，并展望了基于IgE的癌症免疫疗法（如靶向FRα的MOv18-IgE）及嗜碱性粒细胞活化试验（BAT）等过敏诊断工具在肿瘤学中的转化潜力。核心观点在于，深入理解并利用过敏与癌症间的免疫通路，可为开发新型生物标志物、患者分层策略及精准免疫疗法开辟全新道路。
流行病学联系：过敏、IgE与癌症风险的双面性
流行病学研究揭示了过敏、特应性疾病与癌症风险之间复杂且常呈反比的关系。总体而言，过敏史与整体癌症风险降低相关，但这种关联具有高度情境依赖性。例如，过敏/特应性状态与基底细胞癌、恶性黑色素瘤以及胰腺癌（尤其是花粉症）的风险呈负相关。然而，没有其他过敏症的哮喘似乎与肺癌风险增加有关。其中，胶质瘤（特别是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与过敏/特应性及高血清总IgE水平的负相关性最为显著，成为研究这一关联的范例。多项研究显示，有过敏史可使患胶质瘤的几率降低20%–40%，而较高的总血清IgE和呼吸道过敏原特异性IgE水平与IDH突变型和IDH野生型胶质瘤的风险降低均相关，这种保护性关联在IDH野生型胶质瘤女性中最为明显。这些观察引出了多种假设来解释过敏与癌症的关系，包括“慢性炎症”（增加风险）、“免疫监视”（降低风险）、“预防”（通过症状清除致癌物降低风险）、“Th2免疫偏移”（增加风险）以及综合考虑症状、治疗、免疫偏移和IgE水平等因素的“组合假说”。
胶质瘤：连接过敏、IgE与免疫保护的范例
胶质瘤与过敏的负相关关联得到了大量流行病学证据支持，并且研究开始深入其背后的功能性免疫机制。研究发现，编码IgE调控和特应性相关蛋白的EMSY（C11orf30）基因座的多态性，可能是胶质瘤风险和预后的遗传修饰因子，且显示出性别特异性。在机制上，IgE可能通过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CNS）特异性途径影响胶质瘤生物学。外周过敏原暴露可导致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上的IgE交联，释放血清素、组胺和IL-4等神经活性介质，这些介质可能通过迷走神经等神经回路参与调节大脑功能。同时，IgE及相关免疫细胞可以进入脑实质，激活小胶质细胞，并可能增强免疫监视。动物模型研究为此提供了支持：过敏性气道炎症（AAI）能够通过T细胞依赖性抑制小胶质细胞分泌的CCL5来抑制视神经胶质瘤的形成，并通过增强小胶质细胞活化和CD4+T细胞浸润来延长胶质母细胞瘤（GBM）荷瘤小鼠的生存期。这些发现共同表明，过敏免疫通路在胶质瘤生物学中扮演着比以往认知更为积极的免疫学角色。
过敏相关免疫细胞及其介质在癌症中的临床意义
在过敏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免疫细胞，如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肥大细胞和单核/巨噬细胞，因其功能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在癌症中也展现出促癌或抑癌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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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大细胞（MC）：作为过敏反应的核心效应细胞，表达四聚体（αβγ2）高亲和力IgE受体（FcεRI）。在癌症中，它们通过分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β（PDGF-β）、IL-6等多种介质，影响肿瘤生长、血管生成和免疫调节。其预后意义因癌症类型和其在肿瘤中的定位而异，在食管腺癌、卵巢癌和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中与良好预后相关，而在胃癌、肺癌、黑色素瘤和乳腺癌中预后较差或不明确。目前正在探索将过敏治疗药物（如靶向组胺受体）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使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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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酸性粒细胞：在过敏中，它们通过释放细胞毒性颗粒，在气道高反应性和组织重塑中起关键作用。在肿瘤中，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与多种癌症（如黑色素瘤、结直肠癌、膀胱癌）的良好预后相关，通常预示着对免疫疗法（如抗PD-1疗法）的更好反应和更长的总生存期。其抗肿瘤特性包括直接细胞毒性、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ADCC）以及分泌促炎细胞因子。它们还能通过分泌CCL5和CXCL9/10等趋化因子，增强CD8+T细胞和自然杀伤（NK）细胞的招募与激活，并促进血管正常化以利于T细胞浸润。然而，在某些情境下（如IL-13富集的环境），它们也可能向促肿瘤功能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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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碱性粒细胞：表达四聚体FcεRI，在过敏中通过释放IL-4、IL-13和白三烯C4（LTC4）促进Th2免疫偏移。在癌症中，嗜碱性粒细胞可以招募和激活T细胞、B细胞等其他免疫细胞，并产生血管生成因子（如VEGF）和免疫调节分子，其作用依具体环境可促进或抑制肿瘤进展。在黑色素瘤、卵巢癌、结直肠癌、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胶质母细胞瘤中，嗜碱性粒细胞是良好的预后标志物，但在骨髓增生性肿瘤（如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以及前列腺癌、膀胱癌和胃癌中则与不良预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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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FcεRI的树突状细胞（DC）与巨噬细胞：DC表达三聚体（αγ2）FcεRI，在过敏中负责将过敏原提呈给初始T细胞，促进Th2分化和IgE反应。在抗肿瘤免疫中，DC（尤其是cDC1亚群）通过交叉提呈肿瘤相关抗原、促进CD8+T细胞免疫、产生IL-12和I型干扰素（IFN）等方式发挥关键作用。高cDC1密度与乳腺癌、卵巢癌等多种癌症的更好预后和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抗PD-1）的更好反应相关。巨噬细胞在IL-4/IL-13刺激下可表达三聚体FcεRI和FcεRII（CD23），并极化为M2表型。在肿瘤微环境（TME）中，它们常转化为促进肿瘤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通过分泌IL-6、IL-1β、TNFα等促炎因子，诱导上皮-间质转化（EMT），分泌VEGF、基质金属蛋白酶（MMP）促进血管生成，以及释放IL-10、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和表达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来抑制免疫活性。高CD163+巨噬细胞丰度通常与多种实体瘤的不良预后相关。
过敏诊断工具在肿瘤学中的转化应用
过敏领域成熟的诊断工具正被转化应用于肿瘤学临床实践，以更好地管理癌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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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碱性粒细胞活化试验（BAT）：作为一种用于评估IgE介导的食物、药物和毒液过敏的体外功能性检测方法，正在被引入肿瘤学领域。其主要应用包括：1) 预测和监测对化疗药物及生物制剂（如单克隆抗体）的IgE介导的超敏反应，帮助区分真正的I型超敏反应与其他类型的药物不良反应（DHR）。2) 在基于IgE的癌症治疗（如MOv18-IgE）的临床试验中，用于患者分层、安全性监测和临床结果预测。通过标准化流程（如标志物CD63/CD203c的选择、刺激方案和数据分析标准），BAT可提供可重复的结果，指导肿瘤学的个体化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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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药物脱敏（RDD）：对于对化疗药物（如铂类、紫杉烷）或靶向/生物疗法产生超敏反应的患者，RDD方案能够通过可控、递增的给药方式，使患者安全地继续接受这些关键治疗，避免了因过敏而中断有效疗法。
新兴疗法：基于IgE的癌症免疫治疗
基于对IgE在过敏和潜在抗肿瘤免疫中作用的深入理解，一类新兴的癌症免疫疗法——肿瘤抗原特异性IgE抗体——正在开发中。与目前主流的IgG类抗体相比，IgE具有独特的优势：其受体FcεRI在效应细胞（如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某些DC和巨噬细胞）上组成性高表达，能更有效地募集并激活这些细胞，通过强大的ADCC和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吞噬作用（ADCP）效应杀伤肿瘤细胞。此外，IgE还能通过其低亲和力受体CD23（FcεRII）参与抗原提呈，可能诱导更强的T细胞反应。
目前进展最快的候选药物是MOv18 IgE，它靶向叶酸受体α（FRα），该靶点在卵巢癌等多种实体瘤中高表达。临床前研究表明，MOv18 IgE能有效激活人效应细胞，对抗表达FRα的肿瘤，并能在小鼠模型中重新教育TAMs，使其从促瘤的M2表型向抗炎的M1样表型转化。首个人体I期临床试验已经完成，证明了其在晚期癌症患者中的安全性和初步活性迹象。一项后续的Ib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除了MOv18 IgE，其他靶向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硫酸软骨素蛋白聚糖4（CSPG4）等肿瘤相关抗原的IgE疗法也正处于临床前开发阶段。这些疗法旨在利用IgE强大的效应功能，为对现有疗法耐药或难治的癌症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总结与未来方向
过敏肿瘤学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正通过整合流行病学观察、分子机制研究和临床转化，深刻改变我们对癌症免疫的理解和干预方式。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利用IgE水平和过敏生物标志物（如BAT）进行癌症风险预测、患者分层和治疗监测；阐明过敏相关免疫细胞（如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在特定肿瘤微环境中的精确作用机制；推进肿瘤抗原特异性IgE抗体（如MOv18 IgE）的临床开发，并探索其与现有疗法（如化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联合策略；以及将过敏管理（如RDD）更系统性地纳入肿瘤治疗方案，以改善患者安全性和治疗连续性。通过跨学科合作，过敏肿瘤学有望为精准肿瘤学带来新的生物标志物和创新的免疫治疗手段，最终改善癌症患者的预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