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驱动(Gene Drive, GD)能够偏向某些遗传元素的遗传,使其在目标种群中迅速传播。在传统的孟德尔遗传规律下,每个等位基因有50%的概率传递给后代,但基因驱动技术可以超越这一频率,使其在种群中持续存在,即使存在适应性成本。自然界中存在许多基因驱动的例子,如可移动元件、减数分裂驱动机制和“美狄亚”(Medea)元件,它们具有独特的遗传偏向机制。早期的基因驱动技术,包括“美狄亚”1、2、母体效应致死劣势[3]、工程化的易位[4]和合成性别扭曲因子[5],都是受到这些自然系统的启发而开发的。基于核酸酶的基因驱动技术的发展,如转录激活因子样效应核酸酶和锌指核酸酶[6],以及非簇状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CRISPR)归巢内切酶驱动[7, 8],进一步扩展了基因驱动的能力。这些自然系统和开创性的工程努力为CRISPR时代的可编程基因组工程奠定了基础。
大多数现代的基于归巢功能的基因驱动(Homing-based Gene Drives, HGD)利用CRISPR生物学原理,其中Cas9基因编码的内切酶与引导RNA(gRNA)协同作用,在特定目标位点引入双链断裂,并通过同源定向修复(HDR)将自身及连接的基因拷贝到同源染色体上。这种偏向性的遗传方式导致后代继承两个基因驱动拷贝,而不是一个,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基因驱动在种群中的频率。基因驱动技术被用于种群抑制,旨在减少或消除目标种群。对于那些适合局部种群清除的物种(如疾病媒介、农业害虫、直接损害农产品的入侵物种、濒危物种或敏感栖息地),抑制驱动技术尤为有用。然而,也可以通过基因工程使能够传播病原体的物种无法传播病原体。这种方法称为种群修饰(Population Modification),可以增加与基因驱动一起遗传的有益基因或等位基因的频率,例如使目标生物体无法传播病原体的抗病原体基因。随着种群修饰驱动的传播,种群会转变为非媒介表型,而种群规模基本保持不变。种群修饰一直是昆虫管理的研究重点,并已通过CRISPR HGD技术在多种蚊子物种中实现。首个报道的基于CRISPR的蚊子基因驱动是在亚洲疟蚊An. stephensi中构建的[9],这种蚊子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主要媒介,最近也在非洲部分地区出现。此后,针对不同属的蚊子(Anopheles、Aedes和Culex)开发出了多种具有不同设计和功能的基因驱动技术。本文综述了最近在蚊子中应用的基因驱动技术,并讨论了它们对病原体传播的长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