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青年超重/肥胖的行为与环境决定因素:基于健康信念模型的混合方法研究

时间:2026年2月15日
来源:Nutr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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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马来西亚青年日益严峻的超重/肥胖问题,旨在探究其饮食与生活方式风险因素,并深入挖掘个体改变健康行为的动机与障碍。研究人员采用序贯解释性混合方法,发现认知性饮食限制与屏幕时间增加风险,而蔬菜摄入具有保护作用;质性研究揭示了渴望与限制性饮食循环、健康饮食的成本与时间障碍等关键行为机制。该研究为设计针对性的肥胖预防策略提供了重要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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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全球范围内,肥胖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它与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癌症等多种主要致死和致病原因密切相关,给个人、家庭和医疗系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马来西亚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其国家健康与发病率调查报告显示,30岁以下的成年人中超重和肥胖的比例合计已近半数。特别是在青年人群中,学业压力、城市化进程以及数字化的生活方式等因素交织,使得不健康的饮食和久坐行为更为普遍。然而,尽管生活方式与肥胖风险之间的关联已被广泛研究,但现有证据常常相互矛盾,且对个体改变行为的深层动机和面临的真实障碍缺乏深入的理解。为了弥补这一知识缺口,并为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扎实依据,一项针对马来西亚青年超重/肥胖(OW/OB)决定因素的深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系统探究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展开了一项序贯解释性混合方法研究。这项研究不仅量化了风险因素,更深入聆听了青年们的心声,旨在全方位理解肥胖问题的复杂性。研究结果发表于《Nutrire》期刊。
研究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两阶段混合方法设计。第一阶段为横断面调查,通过便利抽样招募了280名18-25岁的马来西亚大学生,使用经过验证的问卷(如国际体力活动问卷IPAQ、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感知压力量表PSS-10等)在线收集了饮食、进食行为、屏幕时间、体力活动、睡眠、心理社会因素及自我报告的人体测量数据,并运用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识别了与OW/OB相关的预测因素。第二阶段为定性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从第一阶段中筛选出20名OW/OB参与者,组织了四场在线焦点小组讨论(FGD),讨论以健康信念模型(HBM)为理论框架进行引导。讨论内容经逐字转录后,使用NVivo软件进行主题分析。最后,通过构建混合方法联合展示图,对两阶段的结果进行了整合与阐释。
研究结果
定量研究发现
在280名参与者中,有38.6%被归类为超重或肥胖。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在调整了性别、种族、年龄及肥胖与高胆固醇家族史等混杂因素后,揭示了几个关键关联:
  • 认知性饮食限制(Cognitive Restraint):得分越高,与OW/OB的风险呈正相关(调整后比值比AOR = 1.02)。
  • 蔬菜摄入:每日蔬菜摄入量每增加一份,与OW/OB的风险降低相关(AOR = 0.80),显示出保护作用。
  • 屏幕时间:工作日屏幕时间每增加一小时,与OW/OB的风险增加相关(AOR = 1.05)。
定性研究发现
对20名OW/OB参与者的焦点小组讨论进行主题分析,归纳出七大主题,并映射到健康信念模型(HBM)的各个构念中,具体可参见图2的总结。
  • 感知到的易感性(Perceived Susceptibility):参与者意识到自己因当前生活方式而面临未来的健康风险。
  • 感知到的严重性(Perceived Severity):他们认识到肥胖可能导致严重疾病(如糖尿病、心脏病)并影响生活质量。
  • 感知到的障碍(Perceived Barriers):这是最突出的主题,包括健康食品的经济成本高、获取不便、学习时间紧张导致的“时间贫困”、情绪化进食(尤其是压力或无聊时)、对健康食品口味的偏好不足,以及屏幕使用诱发的久坐和零食行为。
  • 感知到的益处(Perceived Benefits)行动线索(Cues to Action):尽管认识到健康生活的益处(如改善外貌、提升精力),但改变的动机常被上述障碍所压倒。外部提示(如健康问题出现、社交媒体影响)和内部提示(如自我形象不满)可能触发行为改变的念头。
  •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许多参与者对长期坚持健康行为缺乏信心,感到难以克服环境和自身习惯的阻力。
  • 对干预措施的期望:参与者期望获得文化适宜的、来自大学层面的支持,如咨询、营养讲习班和更健康的校园食品选择。
研究结果的整合
通过构建混合方法联合展示图(图3),研究者将定量与定性发现深度融合,揭示了数据背后的行为机制。
  • 认知限制与渴望循环:定量研究中认知限制与肥胖的正相关,在定性访谈中得到了解释:学生们常陷入“限制-渴望-补偿性进食”的恶性循环,节食意图反而可能引发后续的过度进食。
  • 蔬菜摄入的保护作用与障碍:蔬菜的保护性关联被置于“经济约束”和“时间限制”的背景下理解。学生们知道蔬菜有益,但昂贵和不便阻碍了实际摄入。
  • 屏幕时间与行为提示:屏幕时间与肥胖的关联,被阐释为数字设备使用创造了久坐环境和零食行为提示,尤其是在长时间学习导致疲劳后。
  • 感知与行为的脱节:尽管年轻人普遍对肥胖的严重性和自身易感性有高度认知(高感知严重性与易感性),但这些认知往往不足以驱动实际行为改变,因为感知到的障碍(结构性与心理社会性)远超过改变的意图和行动线索。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马来西亚青年肥胖风险是由饮食习惯、数字生活方式以及与健康信念模型(HBM)相关的行为机制相互作用所塑造的。核心结论在于:个体的健康信念(如对疾病风险的认知)虽是必要的,但远不足以促成持久的行为改变;结构性的障碍(如经济压力、不健康的食物环境、学业要求)和心理行为机制(如情绪化进食、屏幕诱导的零食行为)常常占据主导地位。
研究的意义深远。它强调,有效的肥胖预防策略必须超越传统的健康教育,采取多层面干预:
  1. 1.
    个体层面:应侧重于行为技能训练,如应对渴望的策略、压力管理和建立可持续的饮食模式,而非单纯强调饮食限制。
  2. 2.
    环境与结构层面:至关重要。需要在大学等场所提高健康食品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如补贴健康餐食、优化校园食品政策),并创造减少久坐、鼓励活动的环境。
  3. 3.
    数字健康工具:可利用移动健康(mHealth)技术提供及时提示、自我监控功能,以管理屏幕相关的行为线索。
  4. 4.
    政策支持:研究结果与马来西亚膳食指南(MDG2020)及国家计划目标相呼应,支持在国家层面推动塑造健康食物环境、应对数字久坐生活的政策。
该研究的优势在于其混合方法设计,结合量化数据与深度质性见解,提供了对问题更丰富、更可靠的理解。当然,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如依赖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带来偏差,样本主要为大学生且女性、华裔比例较高,可能限制结果的普遍性。此外,便利抽样也可能引入选择偏倚。未来的研究需要纳入更广泛、更具代表性的人群样本。
总之,这项研究为理解马来西亚青年肥胖的复杂决定因素提供了深刻见解,明确指出未来的干预措施需同时赋能个体并重塑其周围环境,通过协同努力,才能真正推动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转变和有效的肥胖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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