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记录的全球穿山甲贸易多模型分析（1977-2024）：对物种保护的意义

为解决因国际商业性贸易导致的穿山甲种群持续锐减问题，研究人员利用CITES数据库1977–2024年的贸易记录，通过泊松回归、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LMM)和零膨胀负二项(ZINB)模型等多模型方法，分析了全球穿山甲贸易的时态、地理和分类学模式。研究发现，合法贸易报告量长期下降，但贸易重心已从亚洲物种（如M. javanica）显著转向非洲物种（如M. gigantea），且中国进出口报告量已显著下降。此研究凸显了加强针对商业需求的执法与监测的迫切需要。

穿山甲，这些身披鳞甲、看似“移动松果”的独特哺乳动物，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它们被誉为全球贸易最为猖獗的哺乳动物，其鳞片、肉和身体部位在传统医药、奢侈品消费市场备受追捧。尽管国际社会已通过《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等法律框架为其提供保护，但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复杂的非法贸易网络仍在持续威胁着所有八种穿山甲的生存。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正在浮现：随着亚洲穿山甲种群因长期过度捕猎而急剧枯竭，国际贸易的压力正快速转向非洲的穿山甲物种。然而，全球穿山甲贸易的长期动态究竟如何？主要贸易物种、关键贸易国发生了怎样的转变？现有的保护政策是否有效遏制了贸易？为了回答这些关乎穿山甲命运的关键问题，来自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学院的Tariq Ahmad、Sayantani M. Basak和Bo Li等研究人员，系统梳理了跨度近半个世纪（1977-2024年）的CITES官方贸易记录，并运用多种统计模型进行了深入分析，其研究成果发表在《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上。

研究人员开展此项研究，主要运用了几个关键的技术方法：首先，从CITES贸易数据库提取了1977年至2024年所有穿山甲属（Manis spp.）的贸易记录（共1819条），并进行了严格的数据清洗与标准化，包括将贸易物品（如鳞片、皮革、肉）转换为个体数量。其次，针对数据中存在大量零值和过度离散的特点，构建了多模型分析框架，包括泊松回归模型、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LMM） 以及零膨胀负二项模型（ZINB），以探究贸易趋势并控制物种、国家和年份间的变异。最后，研究还进行了物种层面和进出口国家层面的趋势分析，以识别关键驱动因素和地理格局。

研究结果部分通过多个维度揭示了全球穿山甲贸易的深刻变化：

3.1. Pangolin incidents from 1977 to 2024 (1977-2024年穿山甲贸易事件)：分析显示，CITES记录在案的总贸易事件为1810起。1990年之前事件数较少，之后急剧增加，在2000年代达到峰值。贸易主导物种发生了明显转移：早期以亚洲穿山甲为主，而近年来非洲物种变得越来越普遍。在所有贸易物品中，鳞片（SCA）是亚洲和非洲穿山甲最常被交易的身体部位。

3.2. Country-level export/import (国家层面的进出口)：进口国和出口国报告的数量总体上呈正相关，但存在大量报告不匹配的情况，暗示了瞒报和非法贸易的存在。分阶段（1977-1999年 vs. 2000-2024年）比较发现，2000年之后，中国报告的进出口量均显著下降，并与其他主要贸易国的水平相当。而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在报告总量中占据主导。

泊松回归模型进一步证实，年份变量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表明报告的合法穿山甲贸易存在长期下降趋势。

3.3. Species-level random intercepts (1977–2024) (物种层面的随机截距)：物种层面的分析显示，马来穿山甲（M. javanica） 和印度穿山甲（M. crassicaudata） 与贸易的正向关联最强，意味着它们在历史上及近期仍然是贸易的重点。

3.4. Predicted trade volumes (预测贸易量)：模型预测的贸易量显示，穿山甲贸易从1980年代末持续增长至2000年代初，在2010年代中期后开始下降。贸易热点图清晰表明，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是贸易高峰，而在2016年所有穿山甲物种被列入CITES附录I后，贸易量出现明显下降。早期贸易以马来穿山甲和中华穿山甲（M. pentadactyla）为主导，后期则以非洲的巨穿山甲（M. gigantea） 和白腹穿山甲（M. tricuspis） 更为常见。

模型还指出，商业用途，特别是鳞片和肉，是驱动贸易的主要因素。

3.5. Predicted trade contributions by pangolin species (ZINB model) (穿山甲物种的预测贸易贡献：ZINB模型)：零膨胀负二项模型的结果确认，马来穿山甲、印度穿山甲、中华穿山甲、巨穿山甲和白腹穿山甲对贸易量有显著的正向贡献。

3.6. Policy and economic drivers (政策与经济驱动因素)：数据分析揭示了一个关键现象：自2016年全部穿山甲被列入CITES附录I后，合法贸易急剧下降了近90%，但与此同时，走私活动却增加了约40%。鳞片的价格也从2000年的平均每公斤900元人民币飙升至2024年的6500元以上，表明贸易限制在抑制合法市场的同时，也推高了黑市价格和非法活动的利润。

在讨论与结论部分，作者深入阐释了研究发现的意义。本研究清晰地揭示了全球穿山甲贸易在时间和分类学上的双重转移：贸易重心已从濒危的亚洲物种（年减少约12%）转向受威胁程度稍低的非洲物种（年增长约18%）。这反映了亚洲种群因长期过度开发而枯竭后，市场需求持续驱动供应链向非洲转移。研究还指出，尽管中国在控制穿山甲贸易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进出口报告量大幅下降并与国际水平相当），但全球贸易网络变得更加分散和隐蔽，其他国家和转运枢纽的作用日益突出。研究揭示了保护政策面临的复杂挑战：2016年的CITES附录I listing虽成功压缩了合法贸易空间，却产生了“政策挤压效应”，将大量贸易驱入非法渠道，并因稀缺性导致价格飙升，反而可能刺激了更猖獗的盗猎和走私活动，形成了“执法悖论”。

综上所述，这项基于长期CITES数据的多模型分析表明，全球穿山甲贸易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报告的合法贸易呈长期下降趋势，但非法贸易和贸易压力向非洲的转移构成了新的严重威胁。研究结果强调，单纯的贸易禁令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包括加强关键贸易枢纽和供应链的执法（如利用DNA技术溯源）、采取切实有效的需求端干预（如推广替代品和公众教育）、以及考虑当地社区的社会经济现实，通过提供替代生计和激励参与保护来从源头减少盗猎压力。唯有通过这种多管齐下的综合策略，才能有效支撑国际公约，真正保障穿山甲种群的长期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