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脑胎盘-子宫比值（CPUR）联合多参数超声对晚发型胎儿生长受限（FGR）不良围产结局（APOs）的预测价值。方法：这项回顾性研究纳入2023年8月至2025年1月于研究人员所在医院诊断为疑似晚发型FGR的单胎孕妇共149例，依据围产结局分为非不良结局组（105例）和不良结局组（44例）。比较两组脐动脉搏动指数（UA-PI）、大脑中动脉搏动指数（MCA-PI）、子宫动脉搏动指数（UtA-PI）、脑胎盘比值（CPR）、CPUR、主动脉峡部搏动指数（AoI-PI）及估计胎儿体重（EFW）百分位等超声参数。采用单因素分析筛选显著变量，继而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独立预测因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单项指标及联合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不良结局组UA-PI、UtA-PI、AoI-PI水平及EFW<5th百分位占比均显著高于非不良结局组，而MCA-PI、CPR、CPur水平显著降低（均p<0.001）。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CPUR（OR=0.061，95%CI：0.021~0.172）、AoI-PI（OR=14.003，95%CI：3.928~49.925）及EFW<5th百分位（OR=3.386，95%CI：1.124~10.193）是晚发型FGR发生APOs的独立预测因子。ROC曲线分析显示，纳入CPUR、AoI-PI及EFW<5th百分位的联合预测模型预测效能最优，AUC为0.932（95%CI：0.890~0.974），灵敏度84.1%，特异度86.7%，优于所有单项指标。结论：CPUR、AoI-PI及EFW<5th百分位是晚发型FGR不良围产结局的独立预测因子，基于上述三参数构建的联合预测模型具有较高预测价值，可为高危胎儿早期识别及围产期管理优化提供参考。
研究背景与意义
胎儿生长受限（Fetal Growth Restriction, FGR）是导致围产儿发病与死亡的主要原因，指胎儿未能达到其遗传生长潜能。根据诊断孕周，FGR分为早发型（<32周）与晚发型（≥32周）。晚发型FGR在中晚孕期进展隐匿，虽胎儿径线仅略低于正常，但仍面临慢性缺氧、营养不足风险，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其占妊娠人群的3%~10%。临床管理存在两难：干预过早易致医源性早产，干预过晚则增加死胎、新生儿窒息、酸中毒及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入住风险。此外，晚发型FGR还与远期神经发育迟缓、心脏代谢疾病相关。因此，精准识别该人群中的高危胎儿是个体化监测与及时干预的核心。
现有产前超声评估依赖胎儿生物测量（如估计胎儿体重）与多普勒血流动力学。常用多普勒参数包括反映胎盘阻力的脐动脉搏动指数（Umbilical Artery Pulsatility Index, UA-PI）、提示脑保护效应的大脑中动脉搏动指数（Middle Cerebral Artery Pulsatility Index, MCA-PI）、评估母体灌注的子宫动脉搏动指数（Uterine Artery Pulsatility Index, UtA-PI），以及结合上述两者的脑胎盘比值（Cerebroplacental Ratio, CPR=MCA-PI/UA-PI），后者被视为缺氧风险的敏感标志物。然而，传统工具在晚发型FGR中存在局限：单一参数敏感度或特异度不足；CPR仅反映胎儿侧循环，忽略母体子宫动脉灌注——而晚发型FGR常由进行性母胎胎盘功能不全驱动，忽视“上游”母体因素会造成诊断盲区。即便CPR正常，子宫动脉血流异常仍会升高不良结局风险。因此，亟需整合母体与胎儿循环信息的新型指标。
在此背景下，脑胎盘-子宫比值（Cerebroplacental-Uterine Ratio, CPUR=CPR/平均UtA-PI）被提出，其理论上可同时反映胎儿脑代偿与母体灌注阻力，更完整地呈现母-胎-胎盘单元状态。初步研究支持其对晚发型FGR的预测价值，但胎儿适应涉及多系统，单一复合指标可能遗漏风险维度。例如，主动脉峡部搏动指数（Aortic Isthmus Pulsatility Index, AoI-PI）可提供胎儿心功能与中枢血流动力学的独特信息，反映后负荷与血流重分布变化，亦与不良结局相关。目前，关于CPUR在中国人群中的表现，及其与AoI-PI、胎儿生长严重程度联合构建预测模型的研究证据有限。本研究旨在评估CPUR联合多参数超声对晚发型FGR不良围产结局（Adverse Perinatal Outcomes, APOs）的预测价值，为临床风险分层提供更全面的工具。本论文发表于《The Journal of Maternal-Fetal & Neonatal Medicine》。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样本来源于2023年8月至2025年1月在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的单胎孕妇。纳入标准为孕周≥32周、估计胎儿体重（Estimated Fetal Weight, EFW）或腹围低于同孕龄第10百分位（采用INTERGROWTH-21st标准），即符合晚发型小于孕龄（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 SGA）诊断，作为FGR高风险研究人群；排除多胎妊娠、影响胎儿血流动力学评估的疾病（如严重先天性心脏病、胎盘早剥、单脐动脉等）、多普勒频谱质量不达标者及围产结局失访病例。最终纳入149例，按围产结局分为非不良结局组（105例）与不良结局组（44例）。所有超声测量由两名具有5年以上产前诊断经验的高级超声医师独立完成，严格遵循标准化多普勒采集协议，采用GE Voluson E8/E10超声仪，测量UA-PI、MCA-PI、UtA-PI、AoI-PI、CPR、CPUR及EFW等参数。统计分析采用SPSS 26.0，连续变量经Shapiro-Wilk检验正态性后选用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或Fisher精确检验；将单因素分析中p<0.05的变量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独立预测因子，绘制ROC曲线评估预测效能，并通过Z评分敏感性分析校正孕周混杂。
研究结果
3.1 一般特征分析
两组孕妇年龄、BMI、初产比例、辅助生殖、妊娠期高血压、超声检查孕周、分娩孕周及新生儿性别均无显著差异（均p>0.05）。不良结局组剖宫产率显著更高（61.36% vs 40.95%，p=0.023），出生体重显著更低（2384g vs 2600g，p<0.001）。不良结局组中，因胎儿窘迫行急诊剖宫产占61.36%，5分钟Apgar评分<7占29.54%，脐动脉血pH<7.10占20.45%，NICU入住占52.27%。
3.2 不良围产结局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与非不良结局组相比，不良结局组UA-PI、UtA-PI、AoI-PI均升高（均p<0.001），MCA-PI、CPR、CPUR均降低（均p<0.001）；EFW<5th百分位占比更高（61.4% vs 23.8%，p<0.001）。
3.3 不良围产结局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仅纳入CPUR、AoI-PI及EFW分组进行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CPUR（OR=0.061，95%CI：0.021~0.172）、AoI-PI（OR=14.003，95%CI：3.928~49.925）及EFW<5th百分位（OR=3.386，95%CI：1.124~10.193）是晚发型FGR发生APOs的独立预测因子，CPUR降低与AoI-PI升高均伴随风险升高。
3.4 不良围产结局风险因素预测效能分析
ROC曲线分析表明，CPUR+AoI-PI+EFW<5th百分位的联合预测模型效能最优，AUC达0.932（95%CI：0.890~0.974），灵敏度84.1%，特异度86.7%。单项指标中，CPUR预测效能最高（AUC=0.880），其次为CPR（AUC=0.868）；UA-PI、UtA-PI、AoI-PI呈中度预测价值（AUC 0.797~0.832）；MCA-PI与EFW<5th百分位预测效能相对有限（AUC分别为0.759、0.688）。
3.5 基于Z评分的敏感性分析
将UA-PI、MCA-PI、UtA-PI、AoI-PI转换为Z评分校正孕周后，结果与主分析高度一致：四项Z评分参数在两组间差异仍显著（均p<0.001）；CPUR、Z_AoI-PI及EFW<5th百分位仍为独立预测因子；联合模型AUC为0.934（95%CI：0.893~0.975），灵敏度84.1%，特异度86.7%，与主分析AUC（0.932）相近。
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指出，CPUR的优势在于整合母体子宫动脉阻力与胎儿脑-胎盘血流动力学，超越传统以胎儿为中心的评估模式。CPUR降低可同时提示母体灌注阻力升高与胎儿代偿能力耗竭，较单独CPR提供更早预警。本研究结果与此前报道一致，并将证据扩展至严格限定孕周的汉族人群。尽管部分研究强调CPR在足月胎儿中的作用，但学界普遍支持多维度评估优于单一指标，本研究证实纳入母体循环可提升预测准确性。与低风险适宜体重胎儿中多普勒参数预测价值有限的研究形成对比，凸显了在高危FGR人群中应用多普勒模型的重要性。联合模型的高效能源于覆盖不同病理生理层面：CPUR反映整体循环代偿，AoI-PI捕捉心脏后负荷与中枢血流动力学适应，EFW<5th百分位量化生长受限严重程度，实现了从功能失代偿到形态学后果的全程映射。AoI-PI的高OR值提示，当胎儿心血管系统从CPUR异常代表的周围母胎循环整合障碍，进展至AoI-PI异常代表的中枢失代偿阶段时，不良结局风险急剧升高。研究同时证实EFW<5th百分位的风险显著高于5th~10th百分位组，支持现行指南对重度生长受限与轻度小于孕龄儿的区分。局限性包括回顾性设计潜在偏倚、单中心样本量有限、超声测量观察者间变异，以及AoI-PI与UtA-PI测量需标准化培训，尚未常规普及。未来需多中心前瞻性队列外部验证，并整合血清生物标志物与决策曲线分析以评估临床效用。
结论部分明确，CPUR整合了母-胎-胎盘循环信息，尤其与反映胎儿心脏后负荷的AoI-PI及反映生长受限严重程度的EFW<5th百分位联合时，有助于晚发型FGR的APOs风险评估，提供多维度病理生理评估。鉴于本研究属探索性且样本量有限，上述发现需在更大规模前瞻性队列中完成外部验证，方可推荐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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