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市肺炎支原体感染的经济负担：中国一项多中心横断面研究

摘要

背景：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MP）感染是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因之一，尤其常见于儿童。然而，关于其在中国经济负担的定量证据仍较为有限。

方法：研究人员在中国金华开展了一项多中心横断面研究。于2024年10月至2025年3月期间，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纳入实验室确诊的MP感染患者。通过结构式问卷和医院信息系统收集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无形成本相关数据。采用单因素分析以及带有Gamma分布和对数链接函数的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odel，GLM），探讨与MP感染经济负担相关的因素。

结果：共纳入582例患者，其中门诊患者372例，住院患者210例。住院患者的人均总成本（¥6,289.21）为门诊患者（¥817.66）的7.69倍。门诊患者的直接医疗成本与间接医疗成本对总支出的贡献几乎相当，而住院患者的成本则主要由直接医疗支出构成。门诊患者无形成本中位数为¥5,000，住院患者为¥8,000。GLM分析显示，病程延长、家庭收入较高以及支付方式与经济负担增加显著相关（p<0.05）。在住院患者中，慢性合并症也是显著决定因素（p<0.05）。随着病程延长，总成本呈进行性上升。

结论：肺炎支原体感染给中国患者带来了显著经济负担，尤其是在儿童人群中，且门诊与住院场景下的成本结构存在差异。早期诊断、完善门诊报销政策以及未来MP疫苗研发，可能有助于减轻其经济负担。

该论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围绕中国金华市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MP）感染的经济负担开展了系统评估，核心目的在于弥补既往研究主要聚焦流行病学特征、而对经济后果缺乏定量证据的不足。MP是全球常见呼吸道病原体，也是下呼吸道感染的重要致病因素之一，儿童与青少年尤为易感。近年来，MP在多国呈现再流行趋势，中国自2023年10月以来儿童呼吸道感染显著增加，MP核酸检出率较高，提示其疾病负担不容忽视。既往有关MP的研究多集中于发病特征、病原检测和耐药问题，对于直接医疗成本之外的间接成本、照护损失及心理痛苦等无形成本关注不足，且门诊和住院情境下的成本结构差异、医保支付模式对家庭负担的影响亦缺少证据。因此，开展本研究具有明确的公共卫生和卫生经济学意义。

研究人员采用多中心横断面设计，试图全面量化MP感染的直接医疗成本、间接医疗成本与无形经济负担，并比较门诊与住院患者之间的差异，同时分析影响经济负担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MP感染对患者及其家庭构成了显著经济压力，且这种压力不仅体现在医疗支出，还延伸至误工损失、陪护负担与心理痛苦。住院患者的人均总成本远高于门诊患者，且成本构成明显不同：门诊患者的负担呈现直接与间接成本并重特征，而住院患者则以直接医疗支出为主。研究进一步指出，病程延长、较高家庭收入、支付方式以及慢性合并症是经济负担上升的重要相关因素。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从卫生服务利用、家庭照护和医保补偿多个维度揭示了MP感染的真实负担，为优化门诊报销政策、推进早期诊断和支持未来疫苗研发提供了现实依据。

在方法学上，研究人员于2024年10月至2025年3月在中国金华市的义乌市、兰溪市和婺城区二级及以上医院开展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按年龄和就诊类型分层，从医院信息系统（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HIS）中随机抽取实验室确诊MP感染病例。研究以结构式问卷结合HIS数据收集直接医疗成本、间接医疗成本及无形成本；其中生产力损失采用人力资本法估算，无形成本采用支付意愿法（willingness-to-pay，WTP）测量。统计分析使用卡方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及带Gamma分布和对数链接函数的广义线性模型（GLM）。

3.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population
研究共纳入582例实验室确诊MP感染患者，其中门诊372例，占63.92%；住院210例，占36.08%。门诊组与住院组在家庭年人均收入、支付方式及慢性病情况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住院患者更可能具有较高家庭收入、更常采用医保联合自付的支付方式，并且更常合并基础慢性疾病。而在性别、年龄分布、职业、抗生素使用和病程方面，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该结果说明，不同就医场景中的患者社会经济特征和健康基础状态并不完全相同，这也为后续经济负担差异提供了解释基础。

3.2 Economic burden of outpatients
门诊MP感染患者的总经济负担为¥304,167.71，人均总成本为¥817.66。直接医疗成本与间接医疗成本分别占总成本的49.20%和50.80%，显示门诊经济负担具有“医疗支出与时间损失并重”的特征。直接医疗成本中，诊断和实验室检查费用占比最高；间接医疗成本中，误工损失占主导地位。医保平均报销金额为¥303.19，可覆盖75.36%的直接医疗成本，而患者自付支出占总成本11.71%。这一结果表明，门诊MP感染虽然单例费用低于住院，但家庭照护与误工所产生的隐性负担十分突出，尤其在儿童病例较多的背景下，陪护者工作损失对总成本贡献显著。

3.3 Economic burden of inpatients
住院患者总经济负担为¥1,320,734.91，人均成本¥6,289.21，是门诊患者的7.69倍。直接医疗成本占79.07%，间接医疗成本占20.93%，提示住院负担主要由医疗资源高强度使用驱动。直接医疗成本中，诊断与实验室检查费用占比最高，其次为综合服务费和药品费；间接医疗成本则主要来自误工损失。住院患者医保平均报销¥3,653.61，覆盖73.47%的直接医疗成本，患者平均自付为¥1,202.68，占总成本19.12%。研究据此表明，住院场景下MP感染相关支出主要集中在院内诊疗过程，疾病严重程度、住院天数及诊疗复杂性可能共同推动成本攀升。

3.4 Intangible economic burden
基于WTP方法评估，无形经济负担中位数在门诊患者中为¥5,000，在住院患者中为¥8,000，且住院患者显著高于门诊患者。研究人员未将WTP纳入多变量GLM分析，而是作为描述性结果呈现，原因在于其具有较强主观性，且可能受个体支付能力影响。该结果提示，MP感染造成的负担并不限于可计量的医疗和生产力损失，还包括患者及家庭对身体痛苦和心理压力的明显感知，且这种感知在住院患者中更为突出。

3.5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economic burden among outpatients
门诊患者的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职业、家庭年人均收入、支付方式、抗生素使用和病程与经济负担存在显著关联。进一步GLM分析表明，与0–5岁组相比，6–14岁、15–59岁及≥60岁组总成本较低，其中15–59岁及≥60岁组间接医疗成本也更低，说明低龄儿童门诊就诊时家庭照护负担更重。家庭年人均收入与成本增加呈剂量–反应关系，高收入家庭承担更高总成本。采用医保加自付方式者的间接医疗成本更高。未使用抗生素者直接医疗成本和总成本更高，无慢性病者成本较低。最稳定且一致的影响因素是病程：随着病程从11–15天、16–20天延长至≥21天，直接、间接及总成本均持续上升。由此可见，门诊经济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受病程控制情况影响。

3.6 Univariate analysis of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npatients economic burden
在住院患者中，年龄、职业、支付方式、病程、抗生素使用和慢性病与经济负担差异显著，家庭收入与直接医疗成本、总成本和无形成本显著相关。GLM分析进一步显示，与0–5岁组相比，较高年龄组的直接医疗成本和总成本较低，说明低龄患儿住院治疗可能需要更密集的诊疗与照护。学生以及散居儿童/幼儿园儿童的直接医疗成本和总成本较高。家庭收入越高，成本越高，且呈剂量–反应关系。性别和支付方式在多变量模型中无显著差异。未使用抗生素者直接医疗成本和总成本更高；无慢性病者成本较低。与门诊患者相同，病程延长与所有成本成分递增密切相关，并表现出明确梯度效应。模型拟合结果可接受，说明上述因素对住院经济负担具有较稳定解释力。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系统证实了MP感染在中国城市地区造成了显著的直接、间接与无形经济负担，且儿童构成负担最为集中的人群。住院患者总成本显著高于门诊患者，说明疾病严重程度与资源消耗之间存在明确对应关系。门诊成本中间接经济损失占比较高，尤其体现为误工和照护相关时间成本；住院成本则更多集中于检查、综合服务和药物等直接医疗支出。研究还指出，医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患者负担，但门诊和住院报销水平并不均衡，门诊家庭仍承担了较多间接成本和自付费用。无形负担评估结果显示，随着病情加重，心理痛苦和健康损失感知亦同步增加。影响因素分析强调，病程延长是最一致的成本放大因素，慢性合并症则进一步加重住院患者经济压力。研究同时如实讨论了局限性，包括样本主要来自二级和三级医院、未系统排查其他呼吸道病原体共感染、部分间接成本依赖自报信息、WTP可能受支付能力影响，以及观察性设计无法完全排除残余混杂等。

研究结论翻译如下：
总之，MP感染给中国患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尤其是在儿童人群中，并且其负担结构随医疗场景不同而显著变化。病程、合并症、医疗服务利用强度以及医疗保险覆盖情况是经济负担的关键决定因素。这些发现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用证据，以考虑通过完善门诊报销机制和支持未来疫苗研发等策略来减轻MP感染的经济负担。上述措施对于降低家庭层面和人群层面的MP感染经济负担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