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面部情绪识别（FER）缺陷构成精神分裂症临床相关维度，然而特定执行功能（EF）成分的贡献，以及这种贡献是否在静态与动态刺激模态间存在差异，仍未被充分理解，尤其是在西方样本之外。本研究在摩洛哥临床样本中，检查了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中央执行功能与六种基本情绪在静态和动态条件下的识别之间的关系。方法：36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与36名匹配的健康对照者完成了Stroop色词测验（Stroop Color-Word Test）、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Baddeley双任务范式（Baddeley’s Dual-Task Paradigm），以及静态和动态FER任务。使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估症状严重程度。分析包括Mann-Whitney U检验（Bonferroni校正）、Spearman相关（Holm-Bonferroni校正，66次检验）、留一交叉验证（LOO-CV）的多元回归，以及Bootstrap中介检验（5000次重抽样）。结果：患者组在动态条件下表现出对恐惧、惊讶和悲伤的选择性FER缺陷（秩双列相关系数rrb = 0.89–1.00），但在静态条件下仅对恐惧存在缺陷。患者组的动态-静态表现差距是对照组的四倍。执行功能与动态情绪识别显著相关（4个Holm校正后显著），但与静态情绪识别无关。抑制控制预测了动态恐惧识别（R² = 0.73；LOO-CV R² = 0.26，提示过拟合）。初步中介分析（见补充材料）提出中央执行功能可能部分解释症状严重程度与动态惊讶识别之间的关联；这些结果统计效力不足，仅为探索性。结论：这些发现为一种模态特异性模型提供了初步证据，即动态情绪识别（而非静态）与执行功能表现相关。标准R²与交叉验证R²之间的显著差异强调需要在更大样本中重复验证。模态效应可能部分反映了任务难度差异，而非纯粹的模态特异性加工需求（见讨论）。这是在摩洛哥样本中首次跨刺激模态检查EF-FER关系的研究。
**研究背景与意义**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神经精神障碍，全球约2400万患者，中东和北非（MENA）地区年龄标准化患病率达248.2/10万。除典型阳性与阴性症状外，社会认知损害，特别是面部情绪识别（FER）缺陷，已被确定为独立且临床相关的维度。这些缺陷是功能结局与生活质量的独立预测因子，元分析表明社会认知对功能变异的解释超出神经认知本身。然而，两个基本问题尚未充分解答：特定执行功能（EF）成分对FER缺陷的贡献程度，以及情绪刺激的模态（静态 vs. 动态）是否调节这一关系。
现有研究主要依赖静态照片刺激，但动态面部表情提供更丰富的时间信息，且涉及部分可分离的神经通路。文化因素也影响情绪识别准确性，但MENA地区研究稀缺。本研究旨在回答四个研究问题：（1）患者是否存在选择性FER缺陷，哪些情绪受影响最大？（2）缺陷幅度在静态与动态条件下是否不同？（3）不同EF成分是否与FER存在差异关联，是否随刺激类型变化？（4）EF是否中介症状严重程度与FER缺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表在《Middle East Current Psychiatry》。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从摩洛哥非斯市一家公共精神卫生机构招募36名DSM-5诊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SZ组）和36名年龄、教育匹配的健康对照（HC组）。排除神经系统共病、智力残疾、原发性物质使用障碍及未矫正的感觉障碍。使用Stroop色词测验（抑制控制指标）、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认知灵活性指标，持续错误数）、Baddeley双任务范式（中央执行功能指标，中央执行指数CEI）评估EF。FER任务使用动态视频短片（2-3秒）和静态彩色照片，各包含六种基本情绪（快乐、愤怒、厌恶、惊讶、恐惧、悲伤），每种情绪5个试次，六选一迫选。症状严重度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估。统计分析包括Mann-Whitney U检验（Bonferroni校正）、Spearman相关（Holm-Bonferroni校正）、多元回归与留一交叉验证（LOO-CV）及Bootstrap中介分析（5000次重抽样）。
**研究结果**
（1）组间比较：面部情绪识别
经Bonferroni校正，患者组在动态条件下对恐惧（U=0.0, p<0.001, rrb=1.00）、惊讶（U=25.5, p<0.001, rrb=0.96）和悲伤（U=71.5, p<0.001, rrb=0.89）识别显著较差；静态条件下仅恐惧识别显著较差（U=0.0, p<0.001, rrb=1.00）。快乐、愤怒、厌恶在两种模态均无显著组间差异。效应量极大，部分由小样本和分数范围受限（0-5）所致。
（2）组间比较：执行功能
患者组在Stroop干扰指数（d=4.13）、WCST持续错误数（d=0.80）和CEI（d=-2.33）上均显著受损。Stroop效应量异常大，可能反映时间计分方式同时捕捉了精神运动速度减慢。
（3）动态与静态比较
患者组总动态-静态差异为6.36分，对照组为1.50分，患者组差距为对照组4倍。组×模态交互作用显著（Mann-Whitney U=79.0, p<0.001, rrb=0.88），表明动态-静态差距在患者组中不成比例地增大。
（4）执行功能与情绪识别的相关
在66次Spearman相关中，4个动态情绪相关经Holm-Bonferroni校正后显著：恐惧×Stroop（ρ=-0.81）、恐惧×持续错误（ρ=-0.87）、惊讶×Stroop（ρ=-0.65）、惊讶×CEI（ρ=+0.96）。静态情绪无任何相关通过校正。ρ=0.96的惊讶-CEI相关极高，可能反映与整体疾病严重度的共变异。
（5）回归：标准与交叉验证估计
动态恐惧回归模型（Stroop+CEI）的R²=0.731，调整R²=0.715，但LOO-CV R²=0.257，表明过拟合。动态惊讶模型R²=0.961，LOO-CV R²=0.594。动态悲伤模型R²=0.260，LOO-CV R²为负（-0.098），泛化失败。静态恐惧模型不显著（R²=0.06, p=0.355）。
（6）中介分析（探索性）
基于PANSS总分的Bootstrap中介分析（5000次重抽样）提示：CEI可能部分中介症状严重度与动态惊讶识别之间的路径（间接效应ab=-0.032, 95%CI [-0.048, -0.014]），但样本量（n=36）远低于建议最小值（N≥71），结果仅为假设生成性质。动态恐惧中介模型出现抑制模式，难以解释。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四个主要发现及其限制：（1）患者组对动态恐惧、惊讶、悲伤存在选择性缺陷，与元分析一致，但未发现愤怒缺陷，可能与刺激的分数范围限制有关。（2）动态-静态模态差异是患者组特异性表现，但无法完全排除任务难度差异的解释。（3）执行功能仅与动态情绪识别显著相关，但回归模型严重过拟合，高R²可能反映分数范围受限与小样本噪声而非真实预测关系。（4）探索性中介分析统计效力不足，不能作为因果证据。
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量小（每组n=36）、未评估智商（IQ）、未记录氯丙嗪等价剂量、PANSS由单一评分者实施（无评分者间信度）、FER刺激使用高加索面孔（跨文化偏差）、情绪分数范围窄（0-5）、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测量工具缺乏摩洛哥验证、动态与静态任务未匹配难度、仅评估准确性无反应时数据。
**结论翻译**：本研究提供了初步证据，表明在摩洛哥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动态（而非静态）面部情绪识别与执行功能表现存在模态特异性关联。动态刺激对组间缺陷和EF关联均更敏感，提示仅依赖静态照片的临床评估可能低估社会认知损害，但此解释需考虑模态差异部分反映任务难度的可能性。标准R²与交叉验证R²之间的显著差异强调，观察到的关联虽具方向性信息，但仍需在更大、统计效力充足的样本中重复。未来研究应优先采用更大样本、结构方程模型、IQ匹配、氯丙嗪等价剂量记录、文化验证的MENA面孔数据库、连续结局指标、反应时记录、难度匹配的静态与动态刺激集及纵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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