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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导给学生发津贴”未必是好事
“博导给学生发津贴”未必是好事
南京大学教授今后每招一名博士生，不分文、理科，每月均要向学校上交100元，一年交1000多元，以津贴形式发给所带的博士。招生时，向科研经费充足、国家级课题多的导师倾斜，无科研经费不得招生。（5月3日《扬子晚报》）
近年来，研究生大量扩招，博士培养质量整体下降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学术腐败、论文造假的事更是屡见不鲜。纯洁学术成了公众的共同心声。应该承认，博导交钱给学生发津贴对强化导师责任，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有好处。导师们一方面要通过提高学术水平争取科研项目与经费，另一方面也要抽出更多精力指导学生，提高科研水平。
但笔者注意到，“博导交钱给学生发津贴”的新规不但没有引来喝彩声，而且不少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不妨看《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当下，研究生导师往往被学生称呼为‘老板’，这不仅是因为学生的论文能否过关、能不能拿到学位，都是导师说了算，还因为研究生要给导师‘打工’(做项目)，成了廉价的劳动力。有些研究生整天做着导师交给的与专业毫无关系的项目，导致学业荒废，而且敢怒不敢言。”
如果说导师们以前无偿占有学生的劳动还要遭受良心谴责与舆论压力的话，导师给学生发津贴以后，导师让学生干活将更加“名正言顺”。笔者担心，该规定会让“学生是导师的廉价劳动力”这一潜规则变成显规则，导师用这100元津贴就买断了对学生的支配权、指导权。导师一定会想方设法从100元“投资”中追求更多的回报。这对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与和谐的师生关系都没有好处。
而且从报道中看，导师给博士发津贴是不分学科、专业的。这实际上是“一刀切”的政策。“一刀切”的弊病显而易见。众所周知，由于学科不同，学术的经济含量与价值转化周期也不同。比如一些短平快的热门学科，争取科研项目、经费比较容易；而一些基础学科，特别是人文社科类基础学科，其经济价值远不如理工学科、经济学科明显，而且转化周期比较长。这样，导师获取科研项目、经费的机会与途径的差别很大。理工科、应用学科获得项目经费的机会比较多，而文科导师的项目经费相对较少。这种“一刀切”的规定对部分基础学科导师显然不公平。
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的高校科研生态并不健康，高校行政化、学术权力化倾向比较突出。科研课题申报、科研经费争取等方面尚存在制度漏洞与腐败空间。这从媒体报道中可以窥斑见豹。对那些有权获得科研项目与经费的官员导师或者热门专业导师来说，区区100元钱相对于庞大的科研经费来说，只是九牛一毛。他们即使没有时间搞科研，也享有带研究生的特权，何况带的研究生越多，经费也会越多。这必然会“激发”导师们寻找科研课题与经费的热情，而真正用于教学与科研的时间会被大大挤占。而那些真正埋头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导师，因为不善于抓科研课题与经费，或者说课题与经费大部分被热门专业与官员导师占用，他们很可能会失去带研究生的资格。
这样，大学导师竞争机制很可能会变成“课题、经费第一”，而真正的教学科研退居次席。这对掌握课题审批权与经费发放权的学术领导机构也是一大考验。弄不好，不仅会滋生学术腐败，造成权力寻租，而且会破坏高校教育生态。
所以笔者认为，高校决策层在出台一项新政策之前必须十分谨慎，不能只是考虑减轻学校的负担，或者急于为导师占有学生的劳动制造一个说法。而应该对新规定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做出周密的制度安排。比如，对安排学生无偿做课题项目、教学工作以外的导师，如何问责，如何保证学生的学习权利；基础学科与热门学科导师给付津贴是否应该有所区别；如何规范课题与经费审批权等等。
跟着导师有"肉"吃? 高校教授变相"下海"渐成大势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5月15日电 近几年，关于研究生为导师“打工”的新闻不少，此种景象产生的原因并不复杂。香港《大公报》发表评论指，从大一点的角度来说，各大高校都出于追逐经济利益的目的，大力鼓励教授走向“市场”；从小一点的角度来说，高校教授原本“君子固穷”的清高思想随着社会发展进程越来越“固守”不住了，在看到多数人有肉吃的情况下，有脑子有学问的教授如何能甘心只吃青菜？于是高校教授变相“下海”渐成大势。
评论表示，当学校追逐利益和教授个人追逐利益的目的和心愿达成一致的时候，就出现了导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也钻进“钱眼”里这样的一种学界怪状。
热衷于拉企业项目搞赚钱“科研”的导师们终于有“肉”吃了，住上了豪宅开上了小车。自然，发达了的导师也需要跟任何一个企业老板一样，培植自己的心腹或亲信，自己所带的研究生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于是，导师成为“老板”而研究生成为“打工仔”，这样的称呼迅速在社会上传播开来。
研究生跟着导师“老板”有“肉”吃，据媒体报道，经常有导师甩手将项目交由学生去做，导师在验收成果后往往能拿到十数万甚至数十万的报酬，而他随手“施舍”给学生的往往只有几千元甚至低到几百元。相对比研究生为导师所出的力来说，这些钱不过是从羊身上薅下来的若干羊毛中的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一小撮而已。
据了解，在欧美等国，高校导师可以雇学生来做项目，但必须发给合理的报酬，并且一定要给予适当的指导，而且决不能影响学生的学业。而在我国研究生跟随导师做项目多数“学不对路”的背景下，“指导”与“不能影响学业”这两个前提我们是做不到了，而区区100元的津贴与“合理的报酬”也是难以对等。网上有不少研究生对导师“老板”进行控诉的新闻或帖子，当师生关系变得如此功利化并对立化的时候，不知道这是谁的不幸。(张成才)
研究生教育宜追求“协同式创新”
东方网-文汇报
杨卫
●高等学校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面的主要优势，在于其优质和大量的研究生生源。培养研究生可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即在培养研究生人才的同时实现知识的创造。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讲，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主渠道
●研究生的自我创新，不论从学术范畴，还是从教育学的范畴，对研究生本人及其导师都是一次新的经历。要考虑学生的个性和研究的问题在教育学上的结合点。研究生教育的自主创新的终极目标，我们称之为“协同式创新”
●高校应尽可能以激发来代替约束，以挑战代替强加，使得环境所设计的一切举措都是为了激发绝大多数研究生的创新活力。导师应该向研究生传递好奇心驱动或事业心驱动的创新激情，成为视野开阔、治学严谨的楷模
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讲，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主渠道。众所周知，本科生教育是以知识传授为主，当然也有一些创新能力和素质方面的教育，而研究生教育是以研究作为最主要的内容，研究就是以创新为目标，所以研究生教育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对创新能力培养的教育。
高等学校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面的主要优势，在于其优质和大量的研究生生源。培养研究生可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即在培养研究生人才的同时实现知识的创造。老师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不单是单纯付出和传授知识，同时会有所收获。指导研究生，对老师本身学术水平的提高、知识的积累十分重要。对一个老师来讲，桃李满天下是他所能实现的最大追求。
研究生教育跟本科生教育相比，研究生教育是整个教育面的最顶端，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交织在一起，互相补充互相支持，因此我们需要在一个学科的空间里头讨论研究生教育。我自己本人是搞力学的，我想了一个“研究生教育动力学”，在时空的坐标下去描述研究生的教育，时间很容易，我们叫做牛顿时间，空间肯定不是物理空间，可以在学科空间上讨论研究生教育，研究它的动力和动力产生的行为。同时，研究生教育是和创新连接在一起的，是资源增值的过程，对研究生教育来讲，包括人、包括知识、包括投入的资金，不仅仅是投入，还有产出，产出人才，产出知识，产出专利。所以它是一个非保守系统。
研究生教育有三个要素。第一是研究生群体，第二是导师群体，第三是研究生的培养环境。培养环境包括管理机构，比如研究生院及其职能部门，比如学位委员会等，还包括对研究生的资助和奖助体系。这种培养环境是规模化的研究生教育的必然要求。由于规模化地培养研究生，以往简单的师徒式传授方式日显不够，在导师和研究生之间需要加入第三要素，就是培养环境。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欧美诸国和日本有过一次较大的研究生规模的扩张，研究生院应时而生。
三个要素都具有两重性。研究生既是创新的主体，又是受教育的客体；导师既是教育研究生的主体，又是受培养环境约束的客体；而培养环境则既是一个约束体，又是一个激发体。
研究生的自我创新，不论从学术范畴，还是从教育学的范畴，对研究生本人及其导师都是一次新的经历。要考虑学生的个性和研究的问题在教育学上的结合点。研究生教育的自主创新，也是研究生培养环境，包括研究生院，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部门所全力追求的终极目标，我们称之为“协同式创新”，也就是在研究生、研究生导师、培养环境三者的和谐发展。
协同式创新有三个理念：和谐理念，激发理念，多赢理念。
——和谐理念应该有两项原则。第一个原则，研究生教育的三要素要避免任何一个要素过强。如果研究生“权利”过强，就会造成研究生“放羊”，导致研究生质量下降。如果导师“权利”过强，学生必须事事听导师，导师就可能异化成为老板，部分研究生就无法发挥创新才智。如果管理机构的“权利”过强，对从事自由探索的研究生和导师就会造成压力，许许多多的规章制度，某种程度上可能抑制自由探索的创造性。过于繁琐的管理，有可能抑制创新的个性。第二个原则是不能让任何一方过弱，不能让任何一方的权利受抑制。如果研究生的权利被抑制，研究生就会被动受教，失去创新的火花；如果导师的权利被抑制，研究生教育的创新活动就失去了指导的基础；如果管理机构的权利被抑制，会导致研究生质量参差不齐。
——激发理念是努力实现三个要素的相互激发。导师既是点燃研究生创新之火的火把，自己也应投身于创新之火中。导师应该向研究生传递好奇心驱动或事业心驱动的创新激情，成为视野开阔、治学严谨的楷模。高校应尽可能以激发来代替约束，以挑战代替强加，使得环境所设计的一切举措都是为了激发绝大多数研究生的创新活力。研究生则应在创新过程中完成三个转变：从被动式创新向主动式创新转变；从孤独的创新个体向活跃的创新团体转变；从继承式创新、借鉴式创新向原始创新转变。每一位研究生做不同的题目，一开始时可能都不一样，探索到一定程度时，同学间的交流互动会产生积极影响。
——多赢理念。如果研究生能让导师和培养环境实现双赢，就实现了多赢。因为研究生、导师和培养环境三者根本利益一致，都是为了研究生的创新活动。所以，研究生的培养环境，应该通过对研究生培养机制、资助机制、招生机制、评价机制的优化设计，使得研究生和导师形成双赢的利益共同体，研究生的管理部门也就赢了。导师应该利用培养环境，共同营造激发研究生创新激情的培养环境，从而实现多赢局面。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
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十导师当选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
校刊讯 2006-2007年度我校研究生“我心目中的好导师”评选结果揭晓。
活动首次采用网络投票形式，从4月18日零点至4月26日零点，经2403名学生投票，李大潜（数学科学学院）、葛剑雄（历史地理研究所）、闻玉梅（上海医学院）、何刚强（外文学院）、桂永浩（儿科医院）、潘正瑛（现代物理研究所）、范康年（化学系）、王德峰（哲学学院）、李炳宗（信息学院）、李良荣（新闻学院）所得票数位居前十，荣获“好导师”称号，其余39名导师获提名奖。
作为“研究生导师教书育人推进工程”的重要板块之一，该活动强调导师不仅是研究生学术上的“引路人”，更是其思想、生活上的“照明灯”，力求通过学生自愿评选，在全校宣扬、倡导高尚师德师风。
自上学期评选活动开展以来，通过院系推荐和学生推荐两种方式，至上学期末，共有49位老师入围本年度“好导师”候选名单。
随后，各院系多方宣传，让“好导师”的风采事迹为大家所了解。
哲学系学生小王了解到外语学院教师何刚强身患重症依然坚守讲台的事迹后，感动地说：“从这样的老师的身上，我知道了什么是敬业。之前虽然不认识他，但他在我心目中就是好导师的楷模，我一定会去给他投上一票。”来自美国的留学生Herry也认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既可以让学生了解不同院系的优秀导师，又给了同学们一个机会表达对导师的敬爱之情。
据悉，评选结束后，研究生院、研工部等还将组织学生对入选前20名的导师进行访谈，汇合第一届入选的20名导师访谈，一同集书出版。以展示我校研究生导师教书育人的丰硕成果。
笔试第一被淘汰，考研另有潜规则？
在刚刚过去的研究生考试中，烟台大学应届毕业生郭肖霞笔试取得了392分的高分，在报考同专业的考生中名列第一，面试却被无情地淘汰。笔试第一名落榜到底是招生单位按能力选才还是另有“潜规则”存在？她的考研经历，经其班主任、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在博客上披露后，引起广泛争议。
全国人大代表质疑研究生面试制度缺陷
郭肖霞是烟台大学高分子专业的一名应届毕业生。回忆刚刚过去的考研经历，这个外表单纯瘦弱的女孩子觉得有说不出来的懊恼。郭肖霞的家在河南省一个贫困的农村，幼年丧母，父亲年老体弱，家境十分贫寒。郭肖霞说，考虑到自己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当她在网上看到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以下简称725所)招收研究生全部是公费并且每月还提供生活费时，就报考了这个研究所的高分子材料专业。后来考试成绩也很理想，笔试成绩392分，远远超过全国一类地区290分的分数线。在报考725所同专业的考生中，她的初试成绩最高。
郭肖霞说，三月末她去725所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复试。复试包括笔试、实验考试、面试、英语笔试及口语考试、体检等内容。郭肖霞认为，整个复试过程很顺利，没有出现任何难点，现场老师也很满意，“没想到7天后接到了一个研究所老师的电话，说我实验没做好，不能被录取，我感觉十分不服气。”
郭肖霞的班主任、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对她的评价是：坚强执著、勤奋好学。大学四年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是本专业“优秀奖学金”获得者。对于郭肖霞的落榜，王全杰感到不可思议，当天，他在博客上发表了文章，对研究生面试制度的缺陷进行质疑。
王全杰说：“全国统考的成绩虽不能反映学生的全部，却是硬成绩，考官搀不得一点主观因素，而复试面试则是以本校出题、现场出题和现场应对为主，对考生的评价也是以主观评价为主，可藏猫腻较多。当然，统考成绩好，并不能说明能力就高，高分低能者大有人在。但是，725所应该拿出一个不录取郭肖霞的有说服力的理由。”
725所：笔试高分不一定要被录取
王全杰的博客发表后，短短几天访问量就达到2万多人次，几百人次予以回复评论。有的网友认为，在研究生招生过程中增加面试环节有其合理性，可以使研究生培养更有针对性，笔试成绩高不代表综合能力高，郭肖霞不被录取很正常。也有的网友认为当前的研究生面试还不规范，存在“任人唯亲”的现象，面试并不能体现学生对知识的真实掌握程度。
记者向725所人力资源部询问郭肖霞不被录取的原因，一位姓王的老师对记者说：“郭肖霞在复试中实际能力和面试表现不好，综合成绩评定比较低，但具体情况不说比较好，怕说出去对她个人不利。”
记者在725所网站上看到关于招收研究生的说明，上面写道：“我所属于工程应用型研究所，招收的研究生全部为本所定向培养，培养经费亦全部由我所支付，学生毕业后将留所从事工程技术的应用研究和高技术产品的研发。
考生在通过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后，要按国家规定进行复试，我所在复试中更加注重对综合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测试，以适应应用型研究的需要。我们这样做是完全符合国家的政策要求的。”
725所人力资源部一位负责同志对记者说，郭肖霞笔试成绩第一名最终被拿下，所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725所研究生毕业后都要留所工作，对学生素质要求比较高，研究所不会把有能力的人拒之门外。
山东一所高校的研究生导师告诉记者，研究生初试是对学生基本知识、一般能力和学科基本素养进行考查，是基础性的考查；复试是对学生专业能力、创新精神和综合素质等进行的深度考查，是个性化、多样化的考查。有一些学生笔试成绩很高，但复试成绩不合格，落榜也是正常的。
复试“潜规则”盛行，急需加把“公平锁”
王全杰说：“我向来是最反对以分取人、唯分数论的，笔试第一名并不一定要被录取。郭肖霞的遭遇之所以引起网民热议，主要原因是在一个缺乏诚信、规范的环境下，研究生面试制度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王全杰说，当前研究生复试透明度较低，“潜规则”盛行，充斥着许多人情因素，除了领导打招呼外，考试前“拜师”就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做法。有的考生通过各种关系给导师打招呼，给导师送礼，请吃饭，用很多方式“沟通感情”，最起码的也要与导师见见面、通个电话。而郭肖霞认为自己成绩好，恰恰没有做这些工作。
记者调查了部分在读研究生和参加过考研的学生，一部分人印证了王全杰的这一说法。一位在读研究生对记者说，“我当年的笔试成绩刚过复试线，可上也可下，听过来人指点，复试前找到导师‘恳切地表达了想要读研的意愿’，结果才幸运地被录取了，也有的同学初试成绩很高但被淘汰。”这位研究生认为，导师具有决定学生录取与否的权力，与导师见面沟通也是一种自我推介，仅凭几十分钟的面试怎么能让导师全面了解自己呢？
山东某高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生导师说，研究生复试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但是往往缺乏监督，有时就会形同虚设。至于怎么出题、怎么打分，复试成绩占总成绩多少权重，每所学校、每个院系的规定都不同，有的学校执行得比较规范，也有的学校确实存在人为操作空间。比如，有掌管学校人、财、物的上级领导打个招呼，导师打分的时候就不可能不受影响。
王全杰说，国外研究生招生面试所占权重更大，有的学校招博士生根本不需要笔试，仅靠硕士论文和导师推荐信，五位教授当面测试就能入学，但我国目前还不具备这种环境。研究生的招生方向应该是既遵循招生规律，不拘一格选拔拔尖创新人才，又要确保公平公正。他认为，在公正公平的基础上逐渐扩大面试成绩比例是一种趋势，当前最迫切的是要尽快完善面试制度，实行公开、透明、可量化、可投诉、可复议的政策。他建议，复试领导小组要加强监督；要建立复试题库，实行随机抽题；要将复试结果当场公布，避免其他因素介入；还应该启动外部监督程序，在保证学校按培养方向、培养目标选拔人才的同时，又对学校主观决定权加以约束。
(记者张晓晶)新华社济南5月14日专电
云南将推行高校导师遴选制 打破导师终身制
云南省将推行严格的导师遴选制度，保证遴选质量，宁缺勿滥，对准备担任研究生导师的人员，将建立新导师岗前培训制度；为保证导师队伍的高水平建设，应该打破导师终身制，建立和完善导师的述职、考评制度，形成优胜劣汰机制。这是省学位委员会近日下发的《云南省高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规定的。
《意见》指出，由于近年来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研究生教育出现了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是研究生教育的办学条件的改善相对滞后，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需进一步加强；现行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培养模式还不能完全适应人才的个性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等。
《意见》要求，各校应制定导师遴选办法；新导师要进行岗前培训；对一些社会实践性比较强的学科或本校相对薄弱的学科，可以采取“双导师制”，即学校一个导师，其他相关实践部门或校外、省外聘请一个导师同时对一个研究生进行指导；有条件的学校应建立导师小组制，充分发挥导师队伍的潜力，保证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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