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疗领域,医患之间的沟通本应是建立良好医疗关系、保障有效治疗的关键桥梁。然而,现实中却存在诸多问题。医护人员带有偏见的沟通可能导致患者遭遇认知不公正(Epistemic Injustice,EIJ),这不仅成为实现文化安全护理(Culturally Safe Care)的阻碍,还会加剧健康不平等。例如,患者的主观病情叙述可能被医护人员以 “不科学” 为由忽视,导致患者在医疗决策中缺乏话语权,影响治疗效果。而且,目前用于检测、解决和减轻临床互动中 EIJ 的语言尚不明确,使得这一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相关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为了深入探究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关于患者 - 医护人员(Healthcare Practitioner,HCP)临床互动中 EIJ 的批判性范围综述。研究人员旨在评估当前对临床互动中 EIJ 的理解,并寻找促进健康公平政策的途径。该研究成果发表在《Ethics,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上。
研究人员采用了 Arksey 和 O’Malley 的范围综述方法、PRISMA 的审查指南以及 Grant 和 Booth 的批判性审查方法。首先,通过对 EIJ 相关文献的回顾,整理出必要的搜索词并形成研究问题。搜索范围涵盖 WEB of Science、SCOPUS、PsycINFO 和 Medline 四个数据库,筛选出 2000 年以后发表、聚焦患者 - HCP 互动且涉及 EIJ 及相关主题的研究。经过多轮筛选,最终确定 44 项研究纳入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了两个主要主题:EIJ 的类别和 EIJ 的对应物。EIJ 的类别包含 8 种:
证言不公正(Testimonial Injustice,TIJ) :医护人员因偏见而贬低患者分享的知识。研究发现 30 项研究存在此现象,如医护人员不相信患者的证词或认为患者无能力提供有价值的证词。
证言噤声(Testimonial Quieting,TQ) :基于身份偏见,医护人员未将患者视为知识的提供者,阻止患者表达。12 项研究中出现这种情况,例如打断患者陈述、用引导性问题获取期望答案等。
证言压制(Testimonial Smothering,TS) :患者为确保自己的证词被接受,自行删减内容。15 项研究有所体现,如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人群为获取医疗服务,可能会压抑自身真实情况。
解释学不公正(Hermeneutical Injustice,HIJ) :由于缺乏信息资源,导致不同认知体系间难以解释和理解。29 项研究涉及此问题,比如医护人员对某些疾病知识的缺乏,以及对患者生活经验的忽视。
方法性标签化(Methodical Labelling,ML) :使用诊断标签和带有偏见的语言否定患者的认知能力。9 项研究中存在此类情况,像慢性疼痛患者被贴上 “装病者”“瘾君子” 等负面标签。
心理化(Psychologizing,PSY) :将患者身体症状错误归结为心理问题,以贬低患者证词。6 项研究提及,如对一些病因不明疾病的患者,医护人员常将症状归为心理问题。
贬损性语言(Derogatory Language,DL) :故意使用负面言语贬低患者。5 项研究有相关体现,如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因体重问题遭受医护人员的贬损性语言。
微观体验(Micro - experiences,ME) :一些微妙的行为,长期积累会导致负面身份偏见和认知不公正。7 项研究涉及,例如微侵犯、微否定、微攻击和微侮辱等行为。
EIJ 的对应物包括 4 种:
医疗煤气灯效应(Medical Gaslighting,MG) :医护人员利用自身权力操纵患者,使患者怀疑自己的认知。7 项研究发现慢性疾病患者常遭遇此情况,导致患者对自身病情产生怀疑,影响参与医疗决策。
符号性支配(Symbolic Domination,SD) :通过符号、类别和官僚机制对患者施加权力。2 项研究中,慢性疾病患者受此影响,如保险公司利用疾病分类规则拒绝为患者提供保障。
认知无效化(Epistemic Invalidation,EI) :系统地否定患者的知识和生活经验。4 项研究涉及,慢性疾病患者常因主观症状被认为不可靠。
程序不公正(Procedural Injustice,PI) :患者无法分享经历或参与决策过程,干扰临床诊疗程序。3 项研究关注到类风湿关节炎和慢性肌肉骨骼疼痛患者面临此类问题。
研究结论表明,目前文献并未直接讨论临床 EIJ 的经历,而是通过一系列相似的语言标识符进行探讨。这一研究为更统一地检测和缓解 EIJ 提供了方法,强调了 EIJ 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同时,研究提出了缓解 EIJ 的策略,包括为患者提供教育资源以增强健康素养、为医护人员开展专业培训、政策制定者和医疗机构将 EIJ 纳入政策等。这些策略有助于促进文化安全护理,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推动健康公平政策的发展,对改善医患关系、提高整体医疗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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