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基因组编辑的同种异体CAR-T细胞：下一代癌症免疫疗法

本综述系统阐述了通用型同种异体CAR-T细胞疗法的最新进展，聚焦于基因编辑工具（如CRISPR/Cas9、TALENs）、制造工艺创新及临床试验成果。文章深入分析了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宿主抗移植物反应（HVGR）等关键瓶颈，并探讨了针对实体瘤的肿瘤微环境（TME）抑制、 trafficking障碍等挑战的应对策略。作者总结了主流基因编辑平台的优势与局限，并展望了体内CAR-T工程等前沿方向，为下一代“现货型”癌症免疫治疗的临床转化提供了重要见解。

基因组编辑的同种异体CAR-T细胞：下一代癌症免疫疗法

背景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疗法已成为癌症免疫治疗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尤其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和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等血液恶性肿瘤中显示出显著的临床成功。然而，自体CAR-T细胞的临床应用面临成本高昂、制备周期长以及患者T细胞储备不足等挑战。源自健康供者的通用型同种异体CAR-T细胞（“现货型”疗法）通过批量生产有望克服这些障碍，实现更快速、可扩展且成本更低的治疗。尽管如此，其发展仍面临GVHD、HVGR、脱靶效应、基因毒性以及制造可扩展性等关键挑战。

同种异体CAR-T疗法的关键挑战

GVHD和HVGR是同种异体CAR-T疗法的主要临床障碍。GVHD由供者T细胞通过其T细胞受体（TCR）识别宿主同种异体抗原引发，而HVGR则由宿主免疫系统（T细胞和NK细胞）介导对输注CAR-T细胞的排斥。为缓解GVHD，主要策略包括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如CRISPR/Cas9、TALENs）靶向破坏TCRαβ恒定区基因（如TRAC、TRBC）或去除残留TCRαβ⁺细胞。为解决HVGR，策略包括使用HLA匹配供者、敲除β₂-微球蛋白（B₂M）以抑制HLA I类分子表达、或敲除HLA II类分子转录激活因子（如CIITA）等。此外，替代细胞疗法（如CAR-NK细胞、γδT细胞、NKT细胞）因其MHC非限制性而展现出规避GVHD的潜力。

用于同种异体CAR-T细胞的基因编辑

基因编辑工具如同“分子剪刀”，可精确修饰T细胞基因组。主流技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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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FNs/TALENs：蛋白-DNA依赖性核酸酶，通过FokI内切酶结构域诱导DNA双链断裂（DS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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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SPR系统：RNA引导的Cas9核酸酶，通过sgRNA识别靶序列并切割DNA，具有设计灵活、效率高的优点。高保真变体（如chRDNA-guide、Cas-CLOVER）可降低脱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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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碱基编辑/先导编辑：无需DSBs即可实现精确的碱基转换或小片段插入/缺失，理论上更安全，但编辑范围和效率仍需优化。
  脱靶效应和基因毒性（如染色体易位）是安全性的核心关切。监测策略包括全基因组测序（WGS）、DISCOVER-seq、PEAC-seq等先进技术，以识别和评估意外遗传 alterations。

同种异体CAR-T细胞的来源/亚群筛选

除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外，多种细胞来源被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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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脐带血（UCB）T细胞：具有初始表型，免疫原性低，GVHD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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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s）：可无限自我更新，分化为T细胞或NK细胞，便于建立HLA匹配细胞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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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δT细胞/NKT细胞：非MHC限制性，天然低免疫原性，具有固有抗肿瘤活性，例如Vδ2 T细胞或iNKT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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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CIK细胞）：异质性群体，兼具T细胞和NK细胞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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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特异性记忆T（VST）细胞：对特定病毒（如EBV、CMV）具有记忆性，可降低GVHD风险。

基因递送效率

高效的基因递送系统对CAR-T细胞生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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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载体：慢病毒载体（LV）和γ-逆转录病毒载体可实现CAR基因的稳定整合，但存在插入突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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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病毒系统：转座子系统（如Sleeping Beauty、PiggyBac）、mRNA电转染、DNA纳米载体等，具有更低免疫原性和更易规模化生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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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内CAR-T工程：通过靶向递送系统（如仿生纳米颗粒、病毒模拟融合纳米囊泡）直接在体内重编程T细胞，可大幅缩短制备时间。

血液恶性肿瘤的临床试验

同种异体CAR-T疗法在复发/难治性（R/R）B细胞恶性肿瘤、T细胞恶性肿瘤和多发性骨髓瘤（MM）中取得显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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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细胞恶性肿瘤：靶向CD19的UCART19（TALENs编辑TRAC和CD52）在B-ALL患者中达到48%的完全缓解（CR）率；ALLO-501（CRISPR编辑TRAC和CD52）在LBCL和FL患者中分别达到46.2%和52.2%的CR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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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浆细胞恶性肿瘤：靶向BCMA的ALLO-715和P-BCMA-ALLO1在MM患者中显示出高缓解率（ORR 70.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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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细胞恶性肿瘤：靶向CD7的BE-CAR7（碱基编辑多重敲除TRBC、CD52、CD7）和RD13-01（CRISPR敲除TRAC、CD7、CIITA）在T-ALL患者中诱导了深度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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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靶向策略：如GC502（CD19/CD7）、UCART20x22（CD20/CD22）、CTA101（CD19/CD22）可降低抗原逃逸导致的复发风险。
  关键影响因素包括淋巴细胞清除方案（如FCA方案：氟达拉滨+环磷酰胺+ALLO-647）、基因编辑效率、细胞来源和产品持久性。

实体瘤的挑战与展望

同种异体CAR-T疗法在实体瘤中的应用仍面临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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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抑制性TME：包括M2型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s）、调节性T细胞（Tregs）的浸润，以及TGF-β、腺苷等免疫抑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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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屏障：异常血管化、细胞外基质（ECM）沉积和间质流体压力阻碍CAR-T细胞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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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原异质性和靶点稀缺：理想肿瘤特异性抗原（TSA）有限。
  应对策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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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化改造：使CAR-T细胞表达特定趋化因子受体（如CXCR2、CCR4）、敲除TGFBR2以抵抗抑制信号、共表达细胞因子（如IL-12、IL-15）以增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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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靶点探索：如Claudin18.2、GUCY2C、GPC3、ICAM-1等在胃癌、结直肠癌、肝癌、甲状腺癌中显示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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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疗法：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抗PD-1/L1）、局部放疗、溶瘤病毒（OVs）等联用，可逆转TME抑制并改善CAR-T细胞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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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CAR设计：如感应TME因素（缺氧、高ATP）的调控回路，实现局部特异性激活。

未来展望

通用型同种异体CAR-T细胞疗法有望彻底改变癌症治疗格局。通过持续优化基因编辑工具、制造工艺和联合策略，解决安全性、有效性和可及性挑战，这些“现货型”疗法将为更广泛的患者提供新的希望，特别是在攻克实体瘤和降低治疗成本方面。体内CAR-T工程等颠覆性技术可能进一步推动该领域向更便捷、普惠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