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大卫·巴尔的摩：分子生物学巨擘的科学遗产与制度领导力

本刊特邀哈佛医学院院长George Q. Daley撰文追忆诺贝尔奖得主大卫·巴尔的摩（1938-2025）的传奇生涯。通过系统梳理其逆转录酶（RT）的突破性发现、Whitehead研究所等科学机构的创建历程，以及在国际基因组编辑峰会中的伦理领导作用，全面呈现这位跨界科学家如何重塑分子生物学发展轨迹，为生物医学领域留下制度建设与科研诚信的永恒典范。

当分子生物学还处于萌芽阶段时，一位来自纽约郊区的青年在杰克逊实验室的暑期实践中点燃了对生命科学的热情。大卫·巴尔的摩的职业生涯跨越了分子生物学从诞生到基因组编辑技术成熟的大半个世纪，其科学贡献不仅体现在获得诺贝尔奖的逆转录酶发现，更深刻地嵌入到现代生物医学研究体系的建构中。这位87岁逝世的科学家留给世界的，是跨越病毒学、免疫学和癌症生物学的知识遗产，以及对科研诚信不懈坚守的精神财富。

在20世纪中叶分子生物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科学界普遍认同遗传信息从DNA到RNA再到蛋白质的"中心法则"不可逆转。然而RNA肿瘤病毒的研究却暗示着例外可能性的存在。巴尔的摩对病毒复制策略的痴迷促使他探索逆转录现象，这一执着最终催生了改写教科书级别的发现。同时，随着生物技术革命的兴起，如何建立既能促进创新又能保障伦理的科研制度成为迫切需求，这也塑造了巴尔的摩后期作为科学政治家的重要使命。

研究人员通过历史文献分析、科学贡献评估和制度演进研究等方法，结合对巴尔的摩本人及其同事的访谈资料，系统追溯了其科学生涯的关键节点。研究特别关注其在不同科研机构（包括MIT、Whitehead研究所和Caltech）的领导实践，以及在国际生物伦理讨论（如阿西洛马会议和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中的参与作用。

科学发现历程

巴尔的摩在理查德·富兰克林实验室对脊髓灰质炎病毒复制的研究，奠定了他对病毒复制逻辑的深刻理解。1970年发表在《自然》杂志的经典论文中，他与霍华德·特明同时报道了逆转录酶（RT）的发现，证实了前病毒假说，揭示了RNA可通过逆转录过程生成DNA的分子机制。这一发现不仅定义了逆转录病毒新类别，更为重组DNA技术提供了关键工具——通过将信使RNA转化为cDNA，极大促进了基因克隆和表达研究。

科研制度建设

作为科学机构的建筑师，巴尔的摩先后参与创建了MIT癌症研究中心（CCR）和Whitehead生物医学研究所（WIBR）。他创新的"Whitehead Fellows"计划突破传统博士后培养模式，允许年轻科学家直接独立领导研究组。这一机制成功培养了包括博德研究所创始主任埃里克·兰德在内的科学领袖，推动肯德尔广场发展成为国际生物技术中心。

伦理领导力实践

从1975年参与组织阿西洛马会议制定重组DNA研究安全标准，到2015年参与发起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巴尔的摩始终倡导负责任的科学研究。在2018年香港峰会期间，他公开谴责首例"CRISPR婴儿"事件违背科研伦理，推动了国际社会对可遗传基因组编辑的规范共识。

研究结论表明，巴尔的摩的科学遗产体现为三重维度：在知识层面，逆转录酶的发现突破了中心法则的局限，开辟了逆转录病毒研究和基因工程新领域；在制度层面，他建立的科研组织模式成功融合了学术自由与资源整合，培育了跨代际的科学创新群体；在伦理层面，他坚持科学自我修正机制，为新兴生物技术建立了伦理治理框架。这项研究通过梳理巴尔的摩的生涯轨迹，揭示了个人科学创造力与科研生态系统建设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为理解现代生物医学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案例。论文发表于《Immunity》期刊，不仅是对一位科学巨擘的追忆，更是对科研诚信和科学领导力价值的当代重申。